腐败行为暴露的必然性分析

李钢


　　一方面党中央及各地党委、纪检监察、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各领域、各岗位、各级别干部“前腐后继”，一片“无畏就义”的景象甚为壮观。当前腐败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一些资料数据显示，“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腐败现象的一大特点是，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国内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教授林?凑攵缘鼻暗母?苄问坪吞氐悖?岢隽 “腐败落势化”新概念。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各层级甚至基层渗透。笔者欲从人性的趋利性、人际关系网的扩张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对腐败行为的暴露必然性进行研究论证，以警醒广大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三思后行，莫入歧途；同时也希望借此引起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切实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完善制度建设，落实“严是爱，宽是害”的初衷，真正爱护、挽救我们党辛苦培养起来的各级干部。

一、 腐败的定义和主要表现形式

　　所谓腐败行为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利益冲突中以个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将公共权力或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以谋取个人私利，从而侵害公共利益和违反法律、党纪、政纪规定的行为。其本质就是公共权力寻租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为非法谋取双方利益的合意与合作，其主要以人际交往为平台，以利益需求为动机。
　　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以权谋私。这样的人大多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此种类型以内部人员勾结，以隐瞒、骗取、盗取为主要手段；二是权财交易。公共权力掌握者与利益追逐者之间达成合意，合谋寻找体制漏洞，通过掌权者的运作为利益者谋取利益，而由利益者支付掌权者财物。具体的交易形式即包括支付金钱、礼物、不动产等实物，也包括金融资产、可以用金钱来定价的美色、服务等无形物。一切腐败行为都是腐败分子之间或者腐败分子与利益者之间，以违法违规使用公共权力为手段，以各自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合意与合作。从人际交往学上来分析，腐败行为就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参与者之间为实现以权谋私、权财交易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互动行为。腐败必须建立在人与人的交往、合意、合作基础上，对腐败的认识就离不开对人际交往的分析。

二、 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无论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还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参与者，其人性中都存在善与恶的交织，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本性是不可否认的，善与恶的此消彼长依赖于所受教育、对善与恶的认识和取舍、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交友圈子等因素。人同时又有类聚的习性，相同价值取向和兴趣爱好的人比较容易沟通、交往，从而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一旦以个人私利为首要选择的人员有机会相识，便会臭味相投、物以类聚，甚至会为了达成谋取私利的目的而煞费苦心创造相识的机会。一旦此类人群形成小圈子便会互为催化剂，点燃趋利的发动机，变本加厉地追逐个人私利。而人的趋利性决定了人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对私利的追逐也是很难停止的，对于曾实现过非法欲望、享受过权财交易甜头的人就更难停止。
　　基于人的社会性和趋利性特征，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他人为中心不断将人际关系网向外扩散，使不同的人际关系网迅速延伸和相互交织。掌握公共权力者不断跟更多的利益追逐者交往，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实施合谋、合作以权谋私行为；而利益追逐者也会不断跟更多的掌权者交往，寻找更多谋取私利的机会，满足各自逐利的心理需求。一张围绕私利的获取而展开的复杂、严密的关系网络形成，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关系网交叉编织而成，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就如同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渺小但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节点的暴露就会牵连任何一个其他节点，这在理论上来说是绝对的。近些年所查处的串案、窝案就是很好的例证，往往是一人事发便会牵出一串、一窝，而且某些案件的打击面比较窄，并不是因为无法扒出萝卜带出泥，而是党委政府基于稳定和挽救干部等考虑的仁慈。所以，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在这张庞大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纠正所谓“我知、他知、天知、地知”心理，摒弃掩耳盗铃式的侥幸心理和自我安慰，正确认识腐败必暴露的理论，为自己的前途、家庭的完整幸福考虑，管好自己的脑、控好自己的手、驾好自己的欲，莫贪心、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三、从腐败形势分析。
　　其一、目前腐败案件中尚以贿赂为主要形式，由于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对合型违法违纪行为时的手段、力量有限，在获取证据时往往依赖一方的交代、检举揭发，而促使当事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的重要法宝就是《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有关自首、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规定。因此，腐败参与者只要因某事暴露，基于趋利性的本能，为了减轻责任，权衡利弊后，往往会作出主动交代、检举揭发自己所参与、所知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情况，以他为中心或他参与的关系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包括掌权者和利益追逐者）都有暴露的危险，而且从理论上来看暴露是必然的。目前我们的法律对利益追逐者的处罚相对于掌权者来说要轻很多，而利益追逐者的逐利欲望是无穷尽的，他会像一台永远不知疲惫、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样不断要求掌权者利用职权满足他膨胀的欲望，一旦无法满足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冲突，他就完全有可能出于泄恨、报复的目的而检举、揭发掌权者，以自己受较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代价满足自己报复的心理，这种或然性的因素更加巩固了腐败分子暴露的必然性。其二、以胡锦涛为中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尽管当前依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些领域的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一些腐败案件没有得到查处，一些腐败分子得幸逍遥法外。但这只是我们实现制度反腐转型过程中的短暂现象，随着制度的健全、惩治力度的加大，我们的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必然会依纪依法查处腐败案件，并且会事无巨细地深挖一切线索，让所有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三、随着社会和网络监督的日益发展壮大，腐败关系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有可能被群众和网络发现，暴露的缺口或许是手机、电脑、一言一行、亲人、朋友等等，凡是腐败分子所接触的人和物都是潜在的暴露缺口。一旦被群众和网络发现，就不仅仅是坏事传千里那么简单了，它可能会使腐败行为上至中央下至偏远山村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腐败分子自以为可靠的关系网和靠山瞬间坍塌、失效，自己也就只能扮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角色，从速、从快处置是必然结果，从而加速了腐败关系网络的暴露与瓦解。
综上所述，基于人的趋利性和人际交往扩张性的特点，再加上惩治腐败和社会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腐败行为的暴露将是必然的。广大腐败参与者或腐败潜在人员要认真权衡腐败暴露必然性的沉重成本与腐败肤浅性、短暂性、不稳定性的收益，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为家庭的幸福美满，自觉远离腐败，主动监督腐败。

从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透视罪犯的权利主张

孙继国


　　开宗明义，法治社会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任何人的权利与责任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包括犯罪分子。在现代法治社会，对私权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公权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二章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权利的建设在发展是一个真正法治国家的基石，长久以来，我国法治化的推动都以法制建设为物质前提，然而法制的根本是在于公民的权利，也即公民法定的权利。罪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公民，他们的权利何去何从，文章试从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透视其权利主张来管中窥豹,浅谈冰山一角。

一、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

（一）公权的概念及渊源：公权，也叫公权力，公共权力。公权是服务于私权社会，调整私权社会中的关系和矛盾的，公权的拥有者是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和这些公民们选举，组织的国家。因为，私权社会中的公民和组织这些事情自己做不好，如社会治安、经济秩序、纠纷仲裁、公共建设和公共福利等一大堆有关公民、组织的公共利益之事。国家就是为公民组织来做这些公共利益之事的，它的权力就是公权，包括立法、司法、治安和管理经济、文化、社会的行政活动。故此监狱（刑事司法）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它刑罚执行的权力也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也即是公权力的一种。监狱权力的形成其实质是国家公民让渡形成的而又反作用部分公民（罪犯：本文所谈罪犯仅指正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与公权相应的是公法，《监狱法》是公法的一种。

（二）私权的概念及渊源：私权，也私权利。私权是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甚至国家，在自主、平等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所拥有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具体而言，私权包括：公民财产权（物权、债权、健康权、知识产权中的物质收益权），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身份权等），企业的财产和商誉权等，社会组织的财产权等，国家的国企财产权、国家债权等。所有这些私权各自都是自主、独立的，相互平等地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了私权社会。文章所谈私权单纯就罪犯个体而言的。罪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公民，他们同样具有财产权、人身权，只不过因受刑罚剥夺其人身自由而导致其权利被限制或不完整、不绝对享有。与私权相对应的是私法，罪犯的权利同样受私法保护的。

（三）公权与私权的辩证关系。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和私权个体就可以为。国家的组成是公民出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授予管理者用于维护全体公民的福利和社会秩序，这便是公权的由来。公权来自于公众自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每一位公民对公权的尊重自然也就是对他人、对自己私权的尊重。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它执行的是一种特别的公权。而罪犯就是他行使权力的对象。监狱行使权力的内容前面已谈到它是私权让渡而形成的，这其中也当然包含了罪犯让渡的那部分权利。只不过在这种特殊的关系（刑罚执行）下监狱执行的这部分公权反用于了一部分让渡者（即罪犯）。监狱的性质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但从另一种意义上它其实既是一种权力的执行者，又是权利的保护者。故对罪犯来讲，监狱即是刑罚执行者，又是其权利保护者。

二、罪犯权利主张的内容及我国监狱罪犯权利主张现状

（一）罪犯权利主张的内容：基于《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以及《监狱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服刑人员权利保障的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同样适用于保障罪犯未被法律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从罪犯拥有权利性质划分，罪犯的权利有以下几种：

1、基础性权利：罪犯的基础性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人格名誉权;财产所有权及婚姻、劳动权利(即按照有关规定获得劳动报酬、享有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的权利)；受教育权;休息的权利；信仰权；父母子女、家庭财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权利。

2、依法受限的权利：罪犯作为社会公民，也是一个私权独立拥有者，但因受刑罚惩罚，故其有些权力主张是不完整的，是受限的。这其中包括：通信权、会见权、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3、特殊派生权利：罪犯特殊派生的权利是指由于罪犯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处于刑事法律关系之中所派生出来的特殊权利。包括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揭发权，依法获得减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其在服刑过程中针对监狱的狱政管理主张行政奖励考核的权利、申请复议主张，这些都是属于罪犯的权利主张的范围。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所谓罪犯的权利实际上是公民权的一部分，是除了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外的不完整公民权。我国《监狱法》里明确规定了罪犯的多种权利，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监狱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罪犯的很多权利是没能完全实现的。

（二）我国监狱罪犯权利主张现状。

　　我国监狱在罪犯权利主张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权利主张特别是罪犯人身权方面；罪犯教育和文化娱乐权利方面；劳动及劳动保障权利方面；会见、通讯、诉讼等权利方面；在罪犯奖惩及程序合法性等方面；财产权利方面总的发展态势显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但同时，笔者结合自已在监狱工作10多年的经历，看到了我国监狱在罪犯权利主张方面的诸多不足：

1、对罪犯权利主张意识认知误区：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小小的案例：XX网讯　光头一直似乎就是监狱服刑人员的标准形象，但记者日前在XX监狱采访时发现，部分服刑人员却留着板寸头。这是XX监狱日前出台的一项人性化管理措施的结果。从强制剃光头到服刑人员留着板寸头，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却折射出我国监狱管理的日益人性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什么罪犯自身的权利，我们执法者仅仅以管理者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他们本人一点，还美其名曰冠之以“人性化”？反之推理，我们不还给他们就不“人性化”了？目前，我们不少的监狱人民警察、监狱、甚至监狱的管理机关对罪犯权利主张在认知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单纯认为监狱就是以国家暴力机关的名义，惩罚罪犯，让其吃苦受罪。众所周知，监狱对罪犯最大也是唯一的惩罚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因此这种认知上的误区直接导致了对罪犯合法权利主张的淡漠或不积极作为。前面提到过监狱以公权的角度来说应是私权（罪犯）的权利保护者。

　　法工作带来具有理念上的指导。另一方面搞理论的不执法，执法的又不懂理论。

（2）罪犯权利主张在实体上的不完整：我国监狱法律体系不完整，在罪犯权利主张上不完整。特别是罪犯权利主张保障的直接法律《监狱法》，一是本身就不够完善，说法很笼统，又没有实施细则；二是《监狱法》已经颁布实施14年了，不适应现代监狱的发展和罪犯权利的保障的需要，罪犯权利主张的内容不完整，主体也不明确。

（3）罪犯权利主张在程序的不完整：既然谈罪犯权利主张，那么权利主张的主体就应该是罪犯，所以在监管执法活动程序上来讲，罪犯作为权利主体他们提出权利主张是排在第一位的，从行刑和受刑的关系，行刑权和受刑权的关系来讲，监狱行使权力与罪犯享有权利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冲突，他们之间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两者之间是具有派生关系的。

3、罪犯权利主张和监狱行使权力的具体案例，笔者从事监狱工作已10多年，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感悟以及对很多监狱参观学习，就很多管理中出现的典型案例略谈一、二。

（1）罪犯考核：罪犯考核的考核是和罪犯的改造最关键最常态的权利，说它是关键是因为他直接影响到罪犯的刑事奖励，说它最常态是因为罪犯的一切改造活动都可以通过考核来界定。在这里，我不谈考核的形式，因为每个地区每个监狱都因自己具体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只要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相同的考核形式和办法，都可以称之为合理或比较合理的。这里所要谈的是考核的自由载量权和考核的效率。罪犯考核的自由载量权和考核的效率主导者是公权（监狱权力），落脚点是私权（罪犯权利）。我国目前罪犯考核的现状是自由载量权过大，考核效率过低影响公权（监狱行刑权力）的公信度从而损害了私权（罪犯受刑的权利）的具体利益。

（2）罪犯减、假、保：对于一个被剥夺自由的罪犯来说减、假、保是他们最直接的利益了。在这里我就谈两点：一是关于“认罪服法”的认定：很多监狱对罪犯提出申诉作为其“不认罪服法”的表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罪犯的“申辩权”。笔者认为对罪犯服刑期间正当行使申诉权应予以保障，只要罪犯履行了服刑义务他就是“认罪服法”，这与他行使“申诉权”是不冲突的。二是关于罪犯减、假、保的提请：在长期习惯思维模式下，对罪犯减、假、保的提请总认为是刑罚执行者的权力，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减、假、保的是涉及罪犯的权利怎么由刑罚执行者来主语？减、假、保是法律规定法定条件，应该是罪犯根据自身改造条件去主张（包括减、假、保的种类和期限）。庆幸的是笔者所在的XX监狱，已要求罪犯书面申请减、假、保，目前虽没有实质作用，但至少在程序上是完整的；三是每次减刑后罪犯的奖励清零，既然考核是针对服刑过程并实行累进制考核，那么对他的奖惩也要体现在整个服刑期间，这样才能既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也有利建设保障罪犯权利的长期机制。四是不少监狱把呈报减、假、保在一年中分成批次，把条件压到一定程度一次性处理，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直接影响行刑的效果和威信，间接影响罪犯的利益。笔者认为，罪犯是最有权说自己什么时候获得刑事奖励，因为他们才是实际权利者，所以不管任何时候只要罪犯提出主张且符合刑事奖励要求，行刑机关就应该当然办理，在程序上最好都能实行听证。

（3）罪犯的劳动报酬及劳动保护

　　《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罪犯劳动报酬是一种权利实现。一方面，罪犯劳动报酬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获得的回报且是参加劳动的罪犯的法定权利，只要罪犯参加了劳动，就应当获得劳动报酬；另一方面，罪犯劳动报酬是对罪犯劳动权利的完善。但实际上呢？“有关规定”概念模糊，无可操作性，直接导致监狱具体执法活动中绝大部分罪犯没有得到劳动报酬，仅有少数监狱是以奖金的形式象征性给罪犯一部分。在“有关规定”这点是《监狱法》应作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劳动保护“应是广义的概念，一方是指罪犯过程的安全防护硬件措施上的保护，二是劳动的保险保护（劳动过程中的意外、伤害等）这点上《监狱法》没有明文规定和细化的操作规定，这就导致了部分监狱在这块的不积极作为。三是《监狱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在这里“参照”应改为“按照”，“处理”应改为“办理”。近年监狱陆续退出高危风险行业，这种现状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