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周冬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显然具有不科学性，缺乏具体操作性。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并与国外的相关做法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 键 词：提起公诉 证据标准 司法审查
一、引言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决定一经作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不仅限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的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针对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正式启动，使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可以说，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法律能否得到正确地实施，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政府的尊重与保障。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 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特别是重大的犯罪疏于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有时又滥用公诉权，对一些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或根本就无望获得有罪判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从而进入了实体审理，既极大地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导致被告长期被羁押，徒增了讼累，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说到底就在于没有确立一个科学而完善的公诉的证据标准。所谓公诉的证据标准，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决定提起公诉时所掌握的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规定的不科学性并缺乏具体操作性，而且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又缺少很深入的研究，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在此，我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及其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项要件以及定罪量型的各种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的、真实的。而“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种证据标准往往又被人称之为“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
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所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这已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争议。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证据标准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要慎之又慎，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并认为“中国法律对于提起公诉要求较高的证据标准，是与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定相适应的。在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没有得到切实充实以前，中国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应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决不能轻易降低！”[1]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太高，不切实际，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也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不符合法律适用中的及时性原则；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并不能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命运，为了兼顾诉讼效率，没有必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2]主张“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已达到定罪标准，有定罪的可能，就应当起诉”。[3]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层次性的，在立案、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与判决各个阶级应有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等同于定罪证据标准。[4] 对于第一种观点，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又过于原则性，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不利于全面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从整体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此，我认为，要把握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就应当对下面的一些问题予以关注与反思：
1、在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时，一定要注意对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刑事诉讼目的是整个刑事诉讼的灵魂，对具体诉讼程序的设计起导向性作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确立了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要求兼顾两者平衡，而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方面。[5]由于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以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无论是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对于保障公民权益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要正确运用其这一职权，而要正确运用这一权力，又必须设立适当的证据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过宽过低，对许多显然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那不仅会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公民的人权，这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是相违背的；相反，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过严，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就会过分谨慎，求全责备，不敢冒任何风险，这会使一些应该打击而且有可能定罪的罪犯逃脱法网，甚至会放纵一些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这又明显背离了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诉讼目的，也背离了检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目前我国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虽然在保障人权，防止将无辜的公民带入审判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过高的标准往往又会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两大目的。
2、确立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适应庭审方式的变化并要注意观念的转变。在过去，法院庭审实行“书证中心主义”，其审判基本依据是检察院提供的案卷，一般情况下，这些案卷中形成的证据足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因此，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法院的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一致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以法官中立、控辩双方积极对抗为特征的新的庭审模式。这时，由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庭审对抗性的增强，庭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这导致起诉与支持公诉的难度加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庭审后，其主张未必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产生有罪的判决。在这种背景下，抬高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以至于等同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宣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提起公诉也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检察机关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尽力量发挥了职能作用，有理有据地提起了公诉，就不应当有其他过多的顾虑。毕竟，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审判的结果不是衡量起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只要检察官尽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根据判决结果予以苛责。
3、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还存在着一个由谁来评价与审查的问题。公诉权的发动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价值。为防止无故不提起公诉，更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公诉或恶意追诉，要求从立法上明确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仅是控诉机关所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应当在进入实体审判前对其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一定的司法审查，确保提起公诉的合法性。因此，对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是否达到起诉的证据标准，要引入司法审查，这既可以防止恶意追诉，侵犯人权，又可以使一些明显不能定罪的案件及早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在当前，由于庭审制度的改变，对公诉案件的审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法院就应当开庭审判。这也就是意味着对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法院没有权力在开庭前就其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样，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便成了检察机关自行掌握“行业标准”。公诉权也就成了一种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完全应当在检察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判断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
三、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我国应采用怎么样的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有着不同意见，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一下国外的相关经验，从而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完善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成文制定法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英美法系则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单行法规或者是一些行业的规则对此作出规定。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话语表达和具体操作上有诸多的不同之处，然而通过了解与比较，就可以发现，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相关的作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1、提起公诉是件很慎重的事，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起诉决定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法国法规定，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应以追诉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两方面进行审查，要求检察官有“明显理由”认为发生了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起诉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也就是“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决有罪；日本则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英国的《皇家检察官条例》要求“检察官必须确信对每个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现实的定罪预期”，正如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地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而在美国，其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责任守则》规定：“在明知或显然没有合理把握支持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或其他政府律师不得提起或导致提起刑事指控。”
2、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太高，并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根据已经合法调查的证据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于进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由控方向事实的裁判者举证证明，只有当控方履行证明责任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时，事实的裁判者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为审查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完全等同于法庭审理时所可能提出的证据，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起诉并不意味着侦查的终结，控方在决定起诉后仍可以继续收集有关的证据。因此，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相比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时一般只要求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有合理的根据”、“有明显的理由”等证据标准，这显然要低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
3、与整个证明标准的体系相联系，建立一个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和案件的不同事实进行有层次的区分对待。根据英美法系证据法的规定，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种；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成四个等级，②针对不同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与其相适应，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言，也往往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证据标准，体现了区分对待的原则：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的犯罪，要求采取更为积极起诉的态度，建立较低的证据标准，只要检察机关尽量搜集的证据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信”或“盖然的心证”，就可以提出公诉；美国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即使检察官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的人宣告无罪，检察了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而对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则设立较高的证据标准，如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于保障人权并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于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实也都有不同的证据标准，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证明体系，而不象我国那样要求整齐划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规定十分繁琐，在此就不予赘述。
4、普遍要求对提起公诉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据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为了防止检察官或起诉律师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对重罪案件在提起公诉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由职业法官、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对控诉证据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审判过滤型”，即由法院对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进入实体审理，防止将无需审判的案件交付审判，防止浪费司法资源和保障被告人人权，这大体上为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所采用；另一种为“公诉审查型”，即由中立的第三方——预审法官或大陪审团从证据方面对控方追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着重于保障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追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采用这一方式。虽然各国在审查的组织机构、内容、具体程序及审查后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都竭力防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仅仅成为检察机关自己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既有利于及时追诉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四、谈谈个人的几点想法
任何诉讼程序的启动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样也需要有相关的证据。但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即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并以此能够查明所有的案件事实，这显然不合乎诉讼规律，具有某种不现实性和理想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极力探寻案件事实是司法的本能，是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竭立发现的目标，但不能以无所不知的神的标准来要求司法工作者。应打破虚幻的美梦，让客观真实说走下神坛，走出人为编织的迷宫”。[6]那在我国应怎样去确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公诉证据标准呢？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下列谈谈个人的想法：
1、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据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一定要把握好适当的原则。那么怎样去衡量“适当”呢？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的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
（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检察人员通过调查证据与审查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社会经验与职业道德，能够建立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如果办案人员自己都无把握，似是而非，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拿不准，存在疑虑，这样的案件就不应起诉，因为自己都未真诚确信，又怎能说服法庭确认指控事实呢？”[7]当然，这种内心的确信，只是检察官单方的，是“盖然的确实心证”，与有罪判决时法官经双方辩论后形成的“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是有区别的。
2、应当针对具体案件，实行有区别的、多层次的证据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提起公诉的问题，也应当体现区分对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1）对于性质不同的罪行区分对待。根据国外的做法，对性质越严重的案件，在起诉时越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一经验，对于那样严重危害社会、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比如当前十分猖獗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杀人抢劫犯罪等，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起诉态度，在尽量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只要求检察机关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证，并有定罪可能，就应疑无迟疑地提起公诉。对于仍没有收集到的证据与尚没查清的事实，可以在提起公诉后继续侦查收集、查明。这尽管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对于震慑犯罪分子，平息民愤，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如果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则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人权。
（2）对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行有差别的证据标准。在审查起诉时，对与犯罪构成相关的事实要求达到较高的证据标准，而对于那些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事实，则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而对于程序法上的事实，如当事人申请回避、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等，可以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有利于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进行。[8]
3、建立审前预审法官审查制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将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为主改为程序审查为主，这虽然有利于克服原来法院审理中“先判后审”，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的现象，增强了对抗性，体现了程序公正，但也意味着公诉权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往往导致检察机滥用起诉权，往往将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起诉，放纵了犯罪分子，或者将那些根本就不应该起诉的案件又诉诸法庭，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被告人的讼累。因此，建议在法院内部设立一个预审机构，由独立的预审法官行使对提起公诉案件的审查工作，判断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证据标准，当然这一标准是低于庭审法官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仅是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有定罪的可能性。在这里，预审法官不得参加正式的庭审，以免将其形成的预断带入法庭审理中。对于预审法官认为达到法定起诉标准，不能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院和被害人有异议时或有新的证据时，有权申请要求复审。同时，在预审阶段，还可以由预审法官主持，进行双方的证据展示，并解决一些程序性问题，为庭审作好准备。
4、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改革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保障，要完善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起码要完善下列相关制度：
（1）改变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工作评价标准，不能单纯以有罪判决作为工作质量的指标，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当承担起追诉犯罪的职责，应树立起慎重而积极的起诉方针，只要其尽心尽力了，即使对一些应当指控的犯罪没有成功地支持公诉，也是无可指责的，以保护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2）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完善检察官任用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庭审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没有高尚的道德修为，没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庭审的要求，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起诉证据标准，更不能有力地支持公诉，提高公诉的质量。
（3）废除检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原有规定，对于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进行赔偿，这使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顾虑重重，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建议将逮捕与羁押的批准权由检察机关转移给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


参考资料：
[1] 孙长永：《提起公诉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的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2] 黄达亮：《我国刑事证据标准之不足》，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3期。
[3] 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4]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57页。
[5] 参见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6] 陈卫东、刘计划：《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7]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8] 参见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国家测绘局


关于印发《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的通知

测办〔2009〕1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为规范测绘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水平，建立健全测绘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结合测绘行政执法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反馈国家测绘局。



　　　　　　　　　　　　　　　　　　　　　　　　　　　　　　　　　　　国家测绘局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测绘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测绘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结合测绘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测绘行政执法文书的制作。


　　第三条 测绘行政执法文书的内容及格式由国家测绘局统一制定。


　　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补充相应的执法文书。补充的执法文书应当报国家测绘局备案。


　　第四条 测绘行政执法文书的内容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做到格式统一、内容完整、表述清楚、用语规范。



第二章 文书制作基本要求

　　第五条 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制作。


　　文书设定的栏目，应当使用蓝黑色或者黑色笔逐项填写，不得遗漏和随意修改，要求字迹清楚、文面整洁。无需填写的，应当用斜线划去。


　　文书中数字填写，除编号、数量等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外，其他应当使用汉字。


　　第六条 编注案号格式内容为：“行政区划简称＋测执＋年份＋序号”。如江苏省测绘局制作的文书，“案号”可编写为：（苏）测执〔2009〕1号。


　　第七条 询问（调查）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行政处罚听证笔录等文书，应当场交当事人阅读，由当事人在笔录上注明“以上笔录属实”，并逐页签名确认。当事人拒绝签字或拒不到场的，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并由在场的其他人员签字。


　　记录有遗漏的，可以补充和修改，当事人和执法人员应当共同签字或盖章。


　　第八条 执法文书首页纸不够记录时，可以附纸记录，并注明“第几页共几页”页码，由相关人员签字并注明日期。


　　第九条 需要交付的外部文书，应当与送达回证同时使用。


　　测绘行政执法文书中注明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地方必须加盖印章，加盖印章应当清晰端正。



第三章 具体文书适用及制作

　　第十条 “案由”填写为“当事人＋违法行为定性＋案”，例如：某公司无测绘资质非法测绘案。


　　在立案和调查取证阶段文书中“案由”应当填写为：“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定性＋案”。


　　第十一条 “案件来源”应当按照检查发现、举报投诉、上级交办、部门移送、下级呈报、媒体曝光、违法行为人陈述等情况据实填写。


　　第十二条 “当事人”填写要求如下：


　　（一）当事人为个人的，姓名应填写身份证或户口簿上的姓名；住址应填写常住地址或居住地址。


　　（二）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填写的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身份证地址、常住地址等事项应与登记注册信息一致。


　　（三）当事人名称、姓名前后应一致。


　　第十三条 “承办人意见”，即案件调查人员根据所掌握的案件资料，对办理的案件提出的处理意见。


　　第十四条 “执法监督部门意见”，即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对案件处理提出的审核意见。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意见”，即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对案件处理的具体决定。对复杂（重大）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提出组织人员对案件进行案件合议的意见。


　　第十六条 “立案审批表”是指对受理的案件经初步审查后，确认有违法事实、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可能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向主管负责人申请进一步展开调查和查处工作的法律文书。


　　“立案审批表”中“案情摘要、立案依据”应当简要写明当事人涉嫌违法的基本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违法行为、证据及危害。写明涉嫌违反的法律法规名称、条、款、项。


　　第十七条 “案件移送审批表”是指将不属于本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移送有关单位或部门依法处理前的内部审批文书。


　　“案件移送审批表”中“移送原因、法律依据”应写明移送案件的受理时间、案由、移送原因、移送的法律依据。


　　“主要违法事实”应当写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及后果。


　　“案件移送书”是指将不属于本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移送有关单位或部门。案件移送书应当写明移送案件接收单位的名称、移送案件的受理时间、案由、移送原因、移送的法律依据等。


　　案件材料与案件移送书应当一并交案件接收单位。


　　案件移送书应当与送达回证同时使用。


　　第十八条 “案件督办函”是指上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将案件移交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的内部执法文书。


　　案件督办函应当与案件材料一并交案件承办部门。


　　第十九条 “询问（调查）通知书”是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行政相对人就有关违法案件接受调查的执法文书。文书中应当写明具体时间、地点及应携带的有关身份证明文件和案件有关材料。


　　 “询问（调查）笔录”是指为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向相关人员调查了解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实经过、因果关系及后果等与案件有关的文字记载。


　　第二十条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是指执法人员对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场所进行检查或者勘验的文字或图形记录。要求对检查的物品名称、数量、包装形式、规格或勘验现场的具体地点、范围、状况及对整个检查或者勘验过程等都应作全面、客观、准确的记录。需要绘制勘验图的，可另附纸。


　　对现场绘制的勘验图、拍摄的照片和摄像、录音等资料应当在笔录中注明。


　　第二十一条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依法对相关物品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执法文书。登记保存的物品应列出清单，明确保存的地点、方式、期限及保管人。


　　可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相关物品和场所加贴封条。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通知书”是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被登记保存的物品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当事人的文书。


　　（一）经调查，未发现有测绘违法行为的，发还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


　　（二）经调查，有测绘违法行为的，按照程序销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或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


　　第二十二条 “抽样取证通知书”是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抽取、抽查同一种类物品中的部分物品作为样品进行技术鉴定或者检验时使用的法律文书。被抽样的物品应列出清单，明确抽样取证的时间、地点。


　　第二十三条 “抽样取证物品处理通知书” 是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抽样取证的物品做出处理决定并告知当事人的文书。


　　（一）经检验，未发现有测绘违法行为的，发还抽样取证物品；


　　（二）经检验，有测绘违法行为的，没收抽样取证物品或就地销毁。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抽样取证物品清单”各栏目信息，应当按照物品（产品）包装、标签上标注的内容填写。执法人员、保管人、当事人应当签字或盖章。


　　第二十四条 “鉴定委托书”是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技术机构对涉嫌违法物品进行技术鉴定检验时使用的文书。鉴定委托书要明确鉴定内容和要求。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处罚告知书”是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文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应当写明当事人、违反的法律法规名称、条、款、项和拟作出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及法律依据，并注明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举行听证会并向当事人告知听证会事项的文书。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应当告知当事人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方式（公开或不公开）、主持人的姓名以及可以申请回避和委托代理人等事项。


　　 “行政处罚听证意见书”是指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报告听证会情况并提出案件处理意见的文书。


　　“听证基本情况”应当简要记录听证认定的事实、证据等内容。


　　“听证结论及处理意见”应当由听证人员根据听证情况，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做出评判并提出倾向性处理意见。


　　听证主持人向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提交意见书时，应附听证笔录。


　　“行政处罚听证笔录”是记录听证过程和内容的文书。笔录应当写明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违法事实、证据和处罚意见，当事人陈述、申辩的理由以及是否提供新的证据，证人证言、质证过程等内容。


　　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在笔录上逐页签名并在尾页注明日期；证人应当在记录其证言页签名。


　　“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是指案件调查结束后，执法人员就案件调查经过、证据材料、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报请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的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测绘违法案件，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文书。


　　应写明查实的违法事实、相关证据、违反的法律条款、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等。


　　第二十六条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轻微测绘违法案件，根据简易程序依法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文书。


　　可以事先制作文书，并加盖印章。


　　第二十七条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测绘违法案件，根据违法事实依法对当事人做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文书。


　　第二十八条 “情节复杂（重大）案件合议记录”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为慎重查处，在做出行政处罚前，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及人员召开案件分析研究会议，以合议的形式，集体讨论决定最终对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违法行为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的文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应当写明当事人违法的时间、地点、性质、违反的法律法规、停止违法行为的命令以及作出该命令的具体法律依据。


　　第三十条 “送达回证”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送达执法文书时的回执证明文书。“收件人”不是当事人时，应当在备注栏中注明其身份和与当事人的关系。


　　第三十一条 “行政处分建议书”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测绘违法案件中，对违法情节轻微、不给予行政处罚的涉案人员，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其行政处分的文书。


　　第三十二条 “强制执行申请书”是在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给予的处罚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为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提交给人民法院的书面申请。


　　第三十三条 “撤案审批表”是指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违法行为的调查，证据不足的涉嫌测绘违法案件，经审批予以撤案，终结调查并结案的文书。



第四章 文书归档与管理

　　第三十四条 适用一般程序案件应当按照一案一卷进行组卷；材料过多的，可一案多卷。


　　第三十五条 案卷应当制作封面、卷内目录和备考表。卷内文书材料应当齐全完整。


　　第三十六条 卷宗目录应当包括序号、材料名称、页号等内容，按照测绘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文本目录的排列顺序逐件填写，整理归档。


　　备考表应当填写卷中需要说明的情况，并由立卷人、检查人签名。案件文书装祯按照案卷归档要求。


　　第三十七条 不能随文书装订立卷的音像等证据材料应当放入证据袋中，并注明录制内容、数量、时间、地点、制作人等，随卷归档。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卷，可以在案件办结后附入原卷归档。


　　第三十九条 案卷应当整齐、美观、固定，不松散、不压字迹、不掉页、便于翻阅。


　　第四十条 办案人员完成立卷后，应当及时向档案室移交，进行归档。


　　第四十一条 本规范由国家测绘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测绘行政执法文书填写规范
http://www.sbsm.gov.cn/accessory/201001/1262682346798.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