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
（2008年1月9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08年4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宗教团体、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经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与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存在的相关社会公共事务。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管委会）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其管理区域内有关宗教事务的管理。
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管委会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协助办理相关宗教事务。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与宗教事务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处理宗教事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听取其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
第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七条 成立宗教团体，应当按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第八条 宗教团体在坚持其宗旨，按照各自章程开展活动的同时，应当协助政府贯彻执行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法制教育；维护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组织或者协助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九条 宗教团体按照国务院《印刷业管理条例》等规定可以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个人和社会自愿的布施、乜贴、奉献和其他宗教性捐献。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接受、使用宗教性捐献和向社会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经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宗教团体可以举办宗教培训班。
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管委会发现培训班违反法律、法规的，应当予以制止或者责令改正。
非宗教团体不得举办宗教培训班。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二条 筹备设立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由宗教团体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提出申请，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拟同意的，报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的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拟同意设立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筹备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由宗教团体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提出申请，所在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拟同意的，报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的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按照前款规定获得批准后，方可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非宗教团体不得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在登记前，应当依法建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管理组织成员应当经民主协商推选，并报该场所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备案。
第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并建设完工后，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应当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申请登记。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规章制度建设等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应当向原登记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其中终止的，财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新建、改建、扩建，应当征得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的同意后，方可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治安、消防、环境保护、文物及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做好相关工作，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制订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并报公安机关和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备案；
(三)协助有关部门对本场所常住和暂住人员的登记、备案管理；
(四)定期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提交本场所管理情况的报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经批准的宗教出版物。
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制度，尊重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信仰和习惯。
第二十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应当事先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的同意。经同意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应当指导使用人制订宗教活动场所保护方案，并对使用情况实施监督。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一条 宗教教职人员由宗教团体按照本宗教有关规定认定。宗教团体应当自认定教职人员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备案。
经认定并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照本教规定的职责，主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从事宗教典籍整理、进行宗教文化研究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应当经宗教团体同意后十日内，由该宗教活动场所分别报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和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宗教教职人员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注销备案手续。
第二十三条 本市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外地，或者外地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市主持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任职的，应当经本市有关宗教团体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备案，宗教教职人员跨省从事宗教活动或者任职的，按照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符合参加本市社会保险基本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专职工作人员，可以按照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自愿参加社会保险。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二十五条 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
集体宗教活动应当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
第二十六条 跨省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或者超过一千人的宗教活动，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在拟举行前三十日报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举办宗教活动，法律、法规规定还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批准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制订活动方案、安全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确定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
(二)配备与活动安全工作相适应的安全保卫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
(三)为活动的安全工作提供必需的物质或者经费保障；
(四)组织实施现场安全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消除，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五)需要临时搭建灯光、看台等设施的，按照国家有关安全标准搭建；
(六)对参加活动的人员进行安全宣传和教育，及时劝阻和制止妨碍活动秩序的行为，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责任。
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实施必要的管理，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第二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
禁止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禁止假借宗教名义骗取财物。
第六章 宗教财产
第二十九条 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使用的土地，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以及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合法收益和其他合法财产。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私分和损毁。
第三十条 因实施城市规划需要拆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筑物、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建筑物、构筑物的产权人协商取得同意，并征求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被拆迁的建筑物、构筑物是文物保护单位的，还应当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建筑物、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所获收益以及其他合法收入应当纳入财务、会计管理，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
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制度。
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管委会可以会同财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检查，在财务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或者在接到宗教教职人员、其他信教公民举报时，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相关法律、法规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处理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四条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一)违反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不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提交本场所管理情况的报告的；
(二)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未将担任或者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人员报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备案的；
(三)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未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履行责任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擅自或者不按照保护方案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有关活动的，由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责令停止有关活动；造成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假借宗教名义骗取财物的，由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财产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管委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1994年7月21日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4年10月12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的决议
（2008年4月3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批准《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由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号）
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已经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5月5日
法律意识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
徐卫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写入宪法修正案、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并强调的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特别要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以“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可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不仅仅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应当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就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必须重新全面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并明确领导干部也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不可回避、也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认为，要说清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领导干部这一概念。
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归类，并不象工人、农民、教师、医生那样独立。因此对“领导干部”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包括的范围，不仅经常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叉混同，而且我国法律至今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表述。由于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以前长期政企不分、政（府）事（业单位）不分、政（府）社（会团体）不分、党政不分，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干部，各级党组织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务工作者当然是干部，就连事业单位中有一定级别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企业中有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甚至各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干部”或“领导干部”。这样不仅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且也就形成了将那些靠国家财政拨款而获得行政经费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即有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拿固定工资的人员，统称为“干部”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政府职能转换，使人们对于“干部”这一概念的认识，由模糊到今天相对清晰了。这不仅因为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社会职业人员，通过改革，十分明显地改变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绝大多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非专职党务工作者，不必再套用干部编制的行政级别，也可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逐渐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各类职称制度中，各归其位；而且也因为我国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范围，规范得越来越明确。“领导干部”与“国家工作人员”在范围上虽然有重叠交叉，但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以及82宪法、97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明确，使我们对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此本文所称的领导干部，就是既包括依法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产生的，并依法执掌国家政权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和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如政协、工、青、妇）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具有公职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不再包括不具有国家公职的企业管理者及事业单位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不争的实际情况。
就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而言，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后，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领导干部不仅仅是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必须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此还未达成共识。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列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命题；本人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本文所指领导干部所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涵义，在社会分工中并不与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相同，也不与社会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仲裁员等相混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是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具体法定职权决定的；律师、仲裁员等是依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党政领导干部是行使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领导干部之所以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领导干部除了会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以外，还必须同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同时，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是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制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是来源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由于领导干部身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第一线，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并清楚地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表现为既具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的身份，又具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只有明确了此，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矜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落到实处。
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与其国家法律工作者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领导干部应树立与人治相对立的现代法治观念。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法治观念，必须区别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不同。二者的对立，不是表现在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在于认为是以法律制度为尺度，还是认为以人的意志为尺度进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管理。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界限，或称本质区别在于：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还是一人或少数之治。具体表现在是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还是治民；即以官吏当权者为主体管治民众。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主权在民不在官；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官僚之治，即主权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当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适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有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其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并所有违法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依法行政”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行政法从诸法合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中。我国没有经历过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结构。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因此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因而实际存在着“专横的行政权”。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长期的反对封建特权和“专横的行政权”的重任。领导干部要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念，必须统一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上来。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上看，无论什么政治性质的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都有依法规范其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行为的问题。只有我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并且其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机关之间、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和违法后法律制裁的约束，我们国家才有现代法治可言。我国的领导干部若只知“教育”群众如何依法办事，而自己不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不具备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则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只能停留在空洞政治口号水上。
（三）领导干部应树立依法为国家进行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三、领导干部树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是个长期的系统的，也是艰苦的主观世界改造的过程。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政治、经济领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更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因为，从古今中外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观念意识的转变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看，进行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中，只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不行的。因此，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大目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积极树立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一致的现代法治思想。只有这样，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领导干部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树立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这为我国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作为具有党务政务和国家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我是中国公民”这样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摆脱因职务、地位等政治的、官场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才能将上述民主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承担法律责任等观念，统一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上；也才能具备“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
2、要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清自身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行使公权力和享有私权利的法律上的限制。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权力，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而且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限制尤其对领导干部个人作为普通公民的私权利的享有和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严格加以限制，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谋私利。
3、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明确，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一致性。目前我国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领导干部，尤其是长期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几乎没有想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与我党的宗旨所确立的政治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甚至有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政治责任意识，而没有法律责任意识。因此，领导干部只有树立了与依法治国方略相一致的法律责任意识，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基本素质，也才能为完成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使命做好充分的准备。
综上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应当属于与其职务职权相应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必须具备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对全社会发挥出应有的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为促进全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