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朝阳市招商引资工作指标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朝政办发〔2008〕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朝阳市招商引资工作考核认定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八年一月十三日


朝阳市招商引资工作指标考核认定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工作开展，对招商引资工作进行定量考核，制定考核办法如下：
一、招商引资的统计范围
（一）直接投资：指域外客商经批准在我市辖区内投资兴办的独资、合资、合作企业投入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资金、设备、技术、商标等。
额外对口争取的资金、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来料加工项目引资、铁精粉加工前端项目投资，以及资源型矿产企业发生所有权变更的不再作为招商引资额进行统计。
（二）国外政府组织、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和友好人士捐赠款：指朝阳市辖区内各类组织、单位经过积极工作，争取到的国外政府组织、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友好人士的各类无偿捐（赠）款。
二、招商引资项目和引资额的认定
（一）直接投资的认定
1、查验项目档案：依据域外客商填写的域外投资项目审批表、域外投资企业申请书、域外投资企业合同（或章程）、投资者和合作方的营业执照（自然人为身份证）复印件、验资报告、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和评估报告要附有详细的设备、建筑物清单等相关依据材料）或银行进帐单等相关资料，认定域外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和资金到位的可靠性。
2、查验项目现场：依据项目土地使用证、土建工程预（决）算报告书、购置设备清单及发票复印件等资料认定项目的真实性和资金实际到位额。
（二）国外政府组织、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和友好人士捐赠款的认定。
项目申报单位提供捐（赠）方和受赠方的捐（赠）款正式协议文本、捐（赠）资金到位证明、捐（赠）款使用方案或使用此款购货的发票。
三、考核验收
（一）对县（市）区和朝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的考核验收
年末，由朝阳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成专家评估小组，对1000万元以上项目逐个进行评估，对1000万元以下项目进行抽查，根据检查情况，形成对县（市）区和朝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项目和到位资金考核验收结果，并将结果报市政府督查室。
1、对“5+1”产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且域外投资额在5000万元至1亿元（不含1亿元）的项目加3分，1亿元至10亿元（不含10亿元）的项目加5分，10亿元及以上的项目加10分。
2、对跨年度项目，可采取一次性计算的方法，即在该项目域外投资合同额实际到位60%以上的年度，即可按合同额计算该项目引资额。
3、对引进域外资金工作的年度考核验收分两次进行，每年的10月份和12月份各组织一次检查验收。对引进的1000万元以上大项目的档案和现场要逐个查验。
（二）对市直部门（单位）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责任制落实情况的考核验收
1、招商引资项目调度专项考核。①组织机构不健全的扣2分；②每月初5日前未及时向市开放办报送域外招商引资明细表的扣2分，明细表不准确，虚报、谎报的扣2分； ③每季度初5日内向市开放办报送上季度项目进展、项目洽谈、项目联系书面分析材料不及时的扣1分，未报送的扣2分；④上半年后5日内，次年初5日内向市开放办报送半年和全年招商引资工作总结不及时的扣1分，未报送的扣2分。以上扣减的分数从对市直部门（单位）领导班子考核评价招商引资项目的得分中扣除。
2、市直部门（单位）域外招商引资额的考核。市直部门（单位）域外招商引资项目由本部门（单位）申报，市外经贸局负责建立项目档案。年末，由市外经贸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市直部门（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现场查验，认定该部门（单位）域外招商引资项目的真实性和实际到位资金额，并将考核结果报市政府督查室。
3、市直部门（单位）引资项目落在县（市）区的，在申报项目材料中要提供项目所在县（市）区外经贸部门盖章和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签字的证明材料。
4、每个招商引资项目原则上只确认一个引资单位，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两个，且引资额不得重复计算。
（三）为不影响及时向省政府上报有关情况，每年域外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统计的截止时间为12月15日，以后申报的招商引资项目和引资额统计到下一年度。
本办法由朝阳市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不同的是，行政诉讼因官与民之间的纷争而引发，现实地位的悬殊使得由何人代表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具有强烈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成为当下行政审判重要使命的背景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满足民众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诉求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并未就行政首长是否需要亲自出庭应诉作出明确规定，但全国各地相继通过颁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并得到了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近年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实际运作呈现出首长出庭应诉率和案件协调和解率大幅提升的可喜变化。“海安样本”的出现和传播，则预示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与如火如荼的制度实践相比，目前的行政法学理论并没有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一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制度创新给予应有的关注，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保障机制的研究还相当匮乏。作为一项本土化的自生自发型制度创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充满着实践智慧和经验理性，预示着中国本土行政审判模式的悄然转型，亟待学术研究者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建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言：“行政审判工作迈出每一步，都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而言，实践需求和现实功效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为其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换言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本身就是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上述规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作为我国基本行政领导制度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义在于，行政首长不仅要对其个人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还要对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本机关组成部分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所属组织的行政行为负责。在当下中国“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已成公权力运行痼疾的时代背景下，重申“行政首长负责制就是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具有极为特殊的现实意义。之所以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于行政首长负责制，直接源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行政首长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目前，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质疑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必要性的认识，即认为被诉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而非行政首长作出的，行政首长因不知情而没有必要亲自出庭应诉。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在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实践中，除了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外，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乃至集体讨论在很多时候都是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内部必经程序。例如，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在所属机关具体行政执法人员的请示汇报或者班子成员的集体讨论中，行政首长对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完全是知情的。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是先前行政程序义务的自然延伸，既有利于人民法院全面查清案情，也有利于被告借助庭审向原告进一步做好解释工作。

　　其次，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决断者”。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已经成为当下评判行政审判工作的首要标准。我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社会转型期间的发展失衡、政策失当和分配不均又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不仅要讨个“说法”，而且更要得到“实惠”。与此相伴随的，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不仅需要“定分”，而且更需要“止争”，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知情者和所在行政机关各种资源的掌控者，行政首长在行政争议能否获得实质性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需要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充分的理由说明；另一方面，行政首长还需要就案件的妥善化解提供方案。特别是在被诉行政行为并非完美无缺、原告利益受到实际损害时，行政首长应诉的态度更为重要，可以说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事实上的决断者。可见，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有利于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最后，行政首长是行政争议源头性预防的“责任者”。党和国家对社会稳定的高度强调以及纠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决定了纠纷解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行中的特殊意义。持续多发的社会冲突很容易使转型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乃至引起社会危机。正是基于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关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6年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进而确立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发生”的司法理念。面对“信访潮”的涌现和“维稳”的现实压力，行政机关必须切实肩负起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重任。行政首长通过走上法庭与原告激辩、与人民法院沟通，能够及时掌握行政争议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避免新的行政争议的产生。可见，以发展为第一履职要务的行政首长也应当“兼理”司法，以亲自出庭应诉的方式履行预防行政争议发生的责任。

　 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实现了行政诉讼法制发展与宪法原理的对接，从而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极为扎实的理论根基。目前，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正式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也必将实现法制化的飞跃，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法律保障机制的研究亟待展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