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号）


《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已由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08年9月25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8年9月25日



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2008年9月25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加强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范围为昭通市昭阳区大山包乡行政区域。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具体管理办法由昭通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

昭通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区总体规划和黑颈鹤越冬栖息规律以及湿地生态功能特点，把黑颈鹤夜宿地和主要觅食的大海子、跳墩河、勒力寨等湿地区域作为保护重点，标明区界，予以公告。

第三条在保护区从事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坚持严格保护、规范管理、科学利用、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保护区都有保护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伤害黑颈鹤及其他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保护区以保护黑颈鹤及亚高山湿地资源为主，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特性与湿地鸟类生活习性，利用当地物种，发展湿地草场，恢复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严格保护湿地，为黑颈鹤等野生动物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

第七条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加大对保护区的扶持力度，建立保护投入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加大湿地保护力度，有计划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实施国土整治和地质灾害防治，防治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对保护区内耕地固定、草场改良、牲畜圈养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对农户在农村沼气、节柴改灶等农村替代能源建设方面给予倾斜;将森林、林地纳入国家或者省重点生态公益林，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保护区的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加强对保护区的监督管理，促进保护区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第八条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将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黑颈鹤和湿地的保护与宣传，妥善处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加大对保护区的扶持力度，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对在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昭阳区人民政府在保护区设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二）根据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规划和专项规划，按照有关规定上报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展与黑颈鹤有关的科学研究，加强生态旅游管理，开展黑颈鹤保护和湿地研究的国际、国内合作项目；

（四）调查和监测黑颈鹤及亚高山湿地等自然资源变化情况并建立档案，开展黑颈鹤等鸟类疾病监测和栖息地环境监测活动；

（五）依法集中行使与黑颈鹤和湿地保护有关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具体方案由昭阳区人民政府拟定，报昭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六）昭阳区人民政府交办的与保护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管理机构应当对患病或者受伤的黑颈鹤等野生动物进行收养与救治，对死亡黑颈鹤的尸体进行妥善处置。

第十一条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黑颈鹤的保护、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及生态补偿。

第十二条管理机构应当调动当地村民保护黑颈鹤及其栖息地的积极性，可以与当地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签订共管协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保护区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优先聘用当地居民。

第十三条大山包乡人民政府和保护区村民应当配合管理机构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结合实际，制定村规民约，增强村民保护意识，鼓励村民参与保护工作。

第十四条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黑颈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应当接受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十五条鼓励国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保护区的建设和科学研究，加强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

第十六条在保护区内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实习活动，应当向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入。单位和个人开展活动的成果副本，应当提交保护区管理机构。

第十七条保护区内应当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广农业标准化，科学施用化肥、农家肥和农药，防治面源污染。农村集镇应当建设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推进沼气池、节能灶和以煤代柴、以电代柴等农村替代能源建设。

第十八条在保护区内从事旅游、种植业和畜牧业或者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遵守保护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第十九条在保护区内，可以按照批准的生态旅游规划，在确保保护对象不受侵害的前提下，依法开展观鸟、休闲等生态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活动应当严格限定人员活动的场所、路线、时间和最大日流量。

第二十条保护区内新建的电力、通信等设施，应当符合保护区总体规划，不能对黑颈鹤产生危害；黑颈鹤夜宿地和主要觅食地内已建成的电力、通信等设施对黑颈鹤产生危害的，管理机构应当与电力、通信等部门协商，按照保护区总体规划进行改造。

第二十一条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二条黑颈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周围农作物造成损害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并加大补助力度。

第二十三条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猎捕黑颈鹤及其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动植物标本；

（二）毒鱼、电鱼、炸鱼及未经批准的钓鱼、捕鱼；

（三）投放有毒的食物；

（四）销售、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五）砍伐、开垦、烧荒、挖草皮、采挖湿地泥炭（海垡）；

（六）破坏保护区保护设施，擅自移动保护区界标；

（七）排放未经处理或者处理不达标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随意倾倒垃圾；

（八）影响野生动物正常生存及破坏自然环境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黑颈鹤夜宿地和主要觅食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任何人擅自进入；

（二）建设危害黑颈鹤安全、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和生活设施；

（三）放牧；

（四）游船、游泳和其他水上活动。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并依法给予处罚；

（二）违反第二、三、四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五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六项规定的，由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1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第七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管理机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三、四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3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阻碍保护区管理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侮辱、殴打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区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研究

三门县公安局监管大队 麻小平 郑 玑

内容摘要: 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是一套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内容包括：犯人是人，是可以改造的；生产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创造了中国改造罪犯工作奇迹，学习与总结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罪犯改造　　思想研究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的监所工作，在其有关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惩罚、改造与矫正罪犯的实践。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格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严密的系统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把犯人当人看待” ，“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的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法庭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对于已经逮捕的犯人，都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的。①1940年，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持废除肉刑。1956年初，又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我国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1941年，林伯渠同志指出： “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把他当人看，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1944年，边区政府在清理工作中贯彻这种精神时也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剥夺其自由，一方要尊重他的人格”。1945年，陕甘宁边区推事王子宜同志生动的申明：“什么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太行区也反对并纠正把“犯人视若奴隶”的思想作风和方法。
坚持“犯人是人”，把犯人“当人看”的出发点，坚持“革命人道主义”，‘“反对旧式监牢虐待犯人的方法”的保证，其逻辑结果就是认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形成了“以改造人为宗旨” ，使之“成其为人”的定向。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要把犯人改造好”，除了必须具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本性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他在1965年8月8日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毛泽东同志在此次谈话中指出: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除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外，毛泽东同志还非常重视监管民警的作用，把之视为能否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关键。他常说:政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956年8月8日，在接见外宾时，当听到改造罪犯思想比较困难时，他即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把犯人当人看待”，相信“人是可以改造好的”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在新中国监所改造罪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改造对象不仅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而且还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刑事犯罪分子。改造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经过改造，一千多名原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友好人士；许多原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成为拥护新中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绝大多数罪犯回归社会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由社会的破坏者转变为社会的建设者，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的改好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重新犯罪率保持在8％以下。②
二、生产劳动——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
新中国的改造罪犯活动不仅感化得末代皇帝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和政协委员，99％的日本战犯成为和平友好人士，而且以90％以上的改好率，改造成功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造就了人类社会刑罚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取得，除了行刑理念上的正确之外，还得益于劳动改造罪犯这一基本途径和基本制度。
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③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工农民主政权司法人民委员部也明确要求劳动感化院工作“特别要注意生产与感化”，此后的有关条例办法也都有“组织犯人参加生产”的条文，突出对已决犯实施劳动改造的基本形式。至1946年，太行区司法会议首先提出了“劳动改造”的概念。解放后，1951年，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时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毛泽东在改造罪犯方面如此重视劳动改造手段，基于其一个重要的理性观点，即“罪犯是特殊性质的劳动力”。首先，犯人作为一个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是人类之必需的理论，是离不开劳动的。
其次，犯罪分子也是一种人力资源，通过组织劳动改造，能够发挥出这种人力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作用。早在1948年，针对当时解放后经过土改存在的大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一般地主富农分子，要看作国家的劳动力，应加以保存和改造，而不应该从肉体上消灭。解放前夕，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不久，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斗争，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分子和旧社会的刑事惯犯亟待处置。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战略家眼光，主张少杀，并认为这是一批很大的劳动力，杀人会有损于生产力。基于这个观点，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951年，毛泽东在对西南局关于杀反革命犯比例问题报告的指示中要求，应将许多犯人判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他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也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反之，对罪犯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同时，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再次，用前所未有的生产劳动改造大批寄生堕落的犯罪分子，能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使罪犯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加快改造速度，使之脱胎换骨。人在劳动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另外，生产劳动属人的本质活动，罪犯改造的实质是转变人的本质，因而就不能不放在人的本质活动——生产劳动——中去进行。劳动改造在生产劳动的同时改造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造就罪犯的创造力、审美力，发展智力，提高罪犯的素质。同时，人的需要是人行动的动力，“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罪犯的良性需要及其识别能力，往往就来自生产劳动，而这些良性需要又成为罪犯改造的动力。因此，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生产劳动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生产劳动是使犯人“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在司法工作总结中都肯定组织犯人参加生产劳动是“减轻人民负担”，“改造犯人的思想意识，减少社会上犯罪行为”的好方法，“这是监所工作发展的方向”；1946年的太行区司法会议，称赞它“是改造犯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在我国监所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奇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监所的显著标志。劳动改造罪犯的手段将成为世界性矫治罪犯手段的趋势。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
三、“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
我国长期在监所劳改工作中实行的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该项方针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改造罪犯的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民主政权在总结监所建设经验时，很清醒地否定了生产劳动占居手段或成为唯一任务，或与教育平列并重的做法，逐步形成了贯彻以“教育为主”、“生产必然与教育相结合”方针的基本理论，坚定“感化犯人的工作是劳动感化院的主要部分”。太行区的总结报告肯定“监狱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思想教育”，警示监所决不可“把次要任务当作主要任务，甚至当作唯一任务来进行工作。”坚定生产、管理“是为了教育”这个中心，“我们所提出的生产、管理、教育三大工作，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有机地结合，”坚定监所犯人生产“主要目的仍在于教育自新人，次要目的才是解决看守所困难，减轻人民因难”，更不可“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而导致“助长其投机思想”、不利犯人改造的弊病。对于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说：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
建国之初，由于基层工作的同志，对罪犯是特殊劳动力的认识存在偏面性，对劳动改造工作的目的，任务认识不清，出现了颠倒劳动改造机关改造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形成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政治任务同因组织罪犯生产劳动而需要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之间的矛盾。1956年上半年，劳动改造工作中曾一度出现了对罪犯搞超体力劳动，不把犯人当人看，因而造成非正常死亡增多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改造罪犯工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他严肃批评：“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 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他问：“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钱，要抓改造”，“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工作第一，作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害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他还指出:“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罪犯），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同志对劳改生产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周恩来同志1956年7月15日指出：“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1964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遵照毛泽东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决定在劳改企业的体制中，实行改造与生产统一领导的原则， 提出了“改造与生产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针，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是一项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治思想。民主革命和建国以来的改造罪犯实践表明，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符合中国国情，颇具中国特色，是正确和值得发扬光大的。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发展方向，具有时代的先进性。④在人类社会预防与治理犯罪的对策仍显捉襟见肘，监所行刑与改造工作难以令人满意，日趋严重的犯罪浪潮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今天，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或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人类行刑制度摆脱困境的创造性贡献。



注 释：

①③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65～266页。
② 王宇：《司法行政长足发展》，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1月1日，第二版。
④ 金鉴:《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事业》，
载《法制日报》1993年12月5日第3版。

主要参考文献：

[1] 薛梅卿：《民主革命时期党关于改造罪犯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刊登于中国监狱网站， 2001年08月20日。
[2] 王 泰：《改造罪犯——刑罚执行中的人文关怀》，《中国监狱学刊》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