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杭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2001年2月25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已经2001年4月1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4月30日
杭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2001年2月25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2001年4月1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2001年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制定地方性法规活动，提高地方性法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地方性法规(以下简称法规)是指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报经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制定法规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二)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三)体现人民意志，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通过多种途径保障人民参与制定法规的活动；
(四)遵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
(五)从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制定法规：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法规，根据本市实际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本市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法规的事项；
(三)除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外，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根据本市实际，需要制定法规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的事项中，涉及本行政区域内特别重大事项的法规，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二章 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程序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以下简称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第八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一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二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三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四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五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
第十六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的十日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三章 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法规的程序
第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
第二十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十五日前，将法规草案和说明及其有关资料报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规草案发给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二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可以经两次以上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再付表决。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一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二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结合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案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分组审议后，法制委员会根据分组会议审议的意见，提出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和法规草案表决稿，经主任会议决定，向全体会议报告，并交付全体会议表决。
第二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五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报告，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六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七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二十八条 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规草案的重要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二十九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规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第三十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重要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在杭州日报上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第三十一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在表决法规案以前，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法规案个别重要条款提出修正案的，可以先对修正案进行表决，再对法规案进行表决。
第三十三条 法规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两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诸表决，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四条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五条 法规案修改稿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经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四章 法规的解释
第三十七条 法规解释权属市人大常委会。法规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市人大常委会解释：
(一)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三)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及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解释要求。
第三十九条 法制委员会提出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条 法规解释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一条 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的法规解释同该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三条 法制委员会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规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四条 提出法规议案，应当附有法规草案文本及说明。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的制定法规议案，可以不附草案文本，但是应当说明其必要性、法律依据和主要内容。
第四十五条 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未附法规草案和说明的法规议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确定，需要制定法规的，由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交主任会议、有关专门委员会、市人民政府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第四十六条 报送法规议案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的，须经主任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签署；由市人民政府提出的，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通过，由市长签署；由专门委员会提出的，须经专门委员会会议通过，由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签署；由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由提案人共同签署。
第四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案，主要是审议法规草案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的法规相抵触；是否与本市制定的其他法规相一致；法规草案体例、结构、法律用语是否准确、规范。
第四十八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四十九条 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法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条 法规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一条 法规公告公布时，应当载明该法规的制定和批准机关、通过和批准日期。
法规公告公布实施后，应当及时在市人大常委会会刊和杭州日报上刊登。
在市人大常委会会刊上登载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二条 法规的修改与废止程序，适用制定程序。
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规文本。
第五十三条 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章、节、条、款、项、目。
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法规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和批准机关、通过和批准日期。
第六章 适用与备案
第五十四条 法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法规的效力高于市政府的规章。规章的规定与法规的规定出现不一致时，规章服从法规。
第五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五十六条 法规、规章应当不溯及既往，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五十七条 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市人大常委会裁决。
第五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第五十九条 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向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备案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市人大常委会另行制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5年2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