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自由心证及其制约机制

湖南大学法学院 04级3班 李宏伟


摘要：自由心证制度是要求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合理判断证据的证明价值的一项制度，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普遍的证据原则，本文通过探询自由心证的起源，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来论证我们应该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并通过对自由心证的内、外制约机制的论述，证明自由心证的实施，不仅仅只是肯定法官独立进行证据判断的权力，而且也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和限制。
关键词：自由心证 合理性基础 内外制约机制
一：自由心证的含义和渊流。
什么是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是指一切诉讼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及其取舍，法律不预先规定，而是根据其法律意识自由判断，法官通过证据判断形成的内心确信，谓之“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自己的心证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有裁判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规定和实践，当时的自由心证主要体现在对证据，证人的判断上。帝国时代哈德良皇帝在其批复中指出：“你们（裁判官，行省总督）最好能够确定证人的诚实信用程度，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名声，谁似乎闪烁其辞，是否自相矛盾或显然的据实回答。”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十七世纪始，欧洲封建主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竭力维护封建主的财产所有制，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反映在诉讼证据制度上，封建统治阶级推行中世纪后期宗教法庭适用的法定证据制度，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法律上的预先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只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被动机械地计算证据的证明力，而无权依照自己的认识和思维独立判断证据。与神示证据制度相比，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但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其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在于它充满了封建的专横、武断和僵化，使法官在判断证据方面没有任何主动性。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思想运动时期，人们以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代替古代的自然主义和中世纪的神学主义，系统地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理论，来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先后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废除了纠问式的诉讼制度，创设了辩论式诉讼制度，建立了陪审团裁判制度。1790年12月26日，法国的杜波尔向宪法议会提出了一项革新议案。在这项议案中，自由心证的原则第一次被提出来。杜波尔认为，判断案件事实真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法律预先规定何种证据可以用来确定事实。另一种方法就是周密的搜集，调查一切材料，在法官面前加以阐明，再由法官进行判断。但前一种方法不顾事实的复杂性，也不顾法官是否形成确信，强迫法官根据法律预先规定做出裁判，这是荒谬的，后来经过辩论，1791年法国宪法会议正式废除了法定证据制度，宣布法官负有把自己的内心确信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的义务。1808年法国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第342条规定所表述的：法律对于陪审员通过何种方法而认定事实，并不计较；法律也不为陪审员规定任何规则，使他们判断已否齐备及是否充分；法律仅要求陪审员深思细察，并本诸良心，诚实推求已经提出的对于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证据在他们的理智上产生了何种印象。法律未曾对陪审员说：“经若干名证人证明的事实即为真实的事实”；法律也未说：“未经某种记录、某种证件、若干证人、若干凭证证明的事实，即不得视为已有充分证明”；法律仅对陪审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的确信否？”此即陪审员职责之所在。此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中普遍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187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条例》第260条规定，“对于法庭调查的结果，法官应该根据全部审理的总和所提出的自由确信来裁判”。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18条也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自由心证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标准和“内心确信”二者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并且作为一种沿袭已久的司法传统，由事实裁判者对证据进行自由评价，并根据所形成的心证作出裁判却是陪审团裁判制度的典型特征。
二：自由心证的合理性基础
(一)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有的学者认为“自由心证是以康德学派的不可知论为起哲学基础的。”“资产阶级法学家认为,法官判断案情没有丝毫疑问是不可能的,只能满足于较强或是较弱的高度盖然性,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性。对法官判断证据,裁判案件的要求只能是：法官在主观上必须相信自己所做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进行刑事诉讼做出判断也仅仅满足于盖然性,其结果怎么样呢?只有两种可能：或放纵犯罪,或冤枉无辜,这显然与我们进行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客观真实截然相反,背道而驰。” 因而对自由心证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个角度来说，他强调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认识既有受限制的一面，也有其不断发展的一面。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同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强调认识的客观性与实践性，认为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基础，世界的客观真实性与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只有通过客观的实践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从案件事实这个客观存在来说，案件事实也是可知的，但是因为案件发生后，“便一去不复反了，人们无力扭转时空使往事重现。证据是人们能所得到的与发生过的案件事实联系最为紧密的东西”根据具有关联性的各种证据,也就是“评借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之间存在或多多少的差别总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的多样性需要充分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从证据到事实的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立法不可能把所有证据---事实的必然性作出规定,而且这种必然性关系在现实之中少之又少,大量的证据--事实关系是一种或然性关系,而且这种或然性的高低程度又无法精确计算,这就是其更不可能上升到立法层面上来”所以,这种理论基础,也就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并且为合理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依据。就像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所说的：“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已经远非简单的逻辑推理所能含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法律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普通法的传统中发现事实的困难,法律规则的含糊不清和不确定性,使得法官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第二：“盖然性”理论。有的学者把盖然性理解为 “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如此的无能，以至于不可能准确认识客观事物。” 事实上，这是对“盖然性”的一种误解。内心确信是基于盖然性的认识原则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盖然性既是自由心证的基础,又能为确信的尺度提供明确的依据,起着限制过度自由的作用。内心确信的关键是确信的关键是确信的衡量标准与衡量的方法,理论上将其称为证明标准或证明尺度。“证明尺度则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他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了心证。” 尽管证明尺度概念本身清晰而准确,但是不能直接为法官的内心确信提供切实可靠的标准,抽象的尺度至少不能为确信的界限提供一种确切的，实在的依据,所以自由心证制度将内心确信寄托于盖然性,让盖然性理论介入法官的认识,要求法官按照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切实排除可能存在的怀疑,然后充分相信出于理性的认识与判断,并且按照这一原则支配自己的判断。在哲学上,盖然性与实在性相对应,指出的是一种“由事实或者数据支撑的最高程度的现实可能性,也就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多次反复的结果基本相同,出现偏差或错误的可能性极低,而且具有趋向现实的内在动力,隐含着客观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事实认定的范围之内盖然性的内涵决定着法官的心证目标与心证内容的本质差异：法官心证的目的应当是客观真实的发现,法官心证的内容则必然是客观真实的盖然性的归结。在证据法理论的研究中,如果能够切实的充分证明目标与证明内容的界限,将发现客观真实是为一切证明活动的必然要求,而将能有效排除怀疑的盖然性是为内心确信的成立基础,那么围绕着自由心证制度所产生的争议都有一个合理解决的途径,从这层意义上说，不容怀疑的盖然性应当成为法官内心确信的思想基础.
（二）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自由心证所谓的“内心确信”是一种心理状态，属于意识范畴，但是这种意识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由心证的判断来源于证据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证据的客观存在，也就不能形成内心确信，因此，如果仅凭审判人员的推测或是主观臆断来进行裁判，实际上并非是对自由心证 的遵循，反而是对自由心证的违反。另外，如果仅仅依靠审判员的个人办案经验或是法律知识来认定事实，也不为自由心证所允许。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对唯物论的违反，不符合自由心证的基础。对此日本的学者精辟的指出：“毫无疑问，自由心证主义决没有容许裁判恣意判断的含义，相反，该原则要求的是根据经验法则而形成的合理心证。”
第二：自由心证 的形成过程是在案件的审理和证据的调查中形成的。在审判的过程中，特别是证据的调查过程中，是严格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基础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又有两项原则保证自由心证的正确形成。一：直接采证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这，就保证了这种直接采纳的证据来源于现实，属于客观存在，以保证证据的客观性。二：言词辩论原则，“真理越辩越明”只有经过辩论和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裁判和形成心证的依据，自由心证的客观性要求，只有经过言词辩论，才便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也符合我国“证据必须确实充分”的 要求。所以自由心证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自由心证没有判断证据是非的客观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法官，陪审员主观上的“良心”和“理智”，而是符合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要求
三：我国应当确立自由心证的证据原则。
上文我们从自由心证的合理性基础来讨论了自由心证的合理性,但是，“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 所以，不论一项制度有其多么合理的基础,只要采纳就必须保证这项制度符合其国情。从这个层面展开,我们就先来探讨自由心证制度是否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自由心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法官往往是依靠审判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自由心证的原则性精神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即使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判断证据的原则，也存在一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不可能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证。更何况“事实求实”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一般指导原则，但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证据制度。事实上，我国法律已经有了自由心证的痕迹。先从刑法分则来看，大量的条款都有“情节严重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等酌定情节，都需要我们法官的自由判断。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通过这些法律规定，也说明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
第二：自由心证原则为“疑罪从无”提供理论基础。“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疑罪”从有、从无之争，集中表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保护社会机能之价值冲突。“疑罪”从理论上讲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有罪，要么无罪，“疑罪从无”有背“有罪必罚”，有放纵犯罪之虑而“疑罪从有”却有“刑及无辜”，滥用刑罚之忧。如果按照事实求实的原则，，不可能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所以“疑罪从无”只是一种选择。自由心证的原则恰恰为疑罪从无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自由心证的要旨在于司法人员的自由判断，精心思考，从而形成自己对案件是或不是的看法，也就是形成自己内心确信的状态。“排除合理怀疑”从而为“疑罪从无”两难困境的解脱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自由心证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呼应，也是平衡“自由裁量”的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有依据的做出裁判的权力。“立法的抽象性，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本身的僵化性，立法的不周全性与现实生活的具体性、易变性决定着法官必须行使自由裁量权” 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行使，而是相对的。所以这样就容易产生一对矛盾那就是一方面要求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又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又很难把握和平衡自由裁量权的“度”。这就需要一套规范的机制，而对自由心证的遵循，恰恰与正确把握自由裁量相呼应。只要在法的精神指导下，正确把握自由心证的内涵和严格遵循内外制约机制，就可以追求到自由裁量的正当化和合理化。
四：自由心证在现实司法中的应用关键
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内涵来看,不但强调法官对证据的评价和采信有了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强调了,为了使自由心证正当化，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产生的弊端，自由心证制度一方面保障法官自由形成心证，另一方面用保障措施和制约措施来规范心证形成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心证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一种辨证的“自由”，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唯物论和辨证的认识论规律，同时，必须执行与自由心证相配套的一系列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制度，以保障其在发现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之间的平衡.从而保持持久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并且最大范围的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 因此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主要的就是内外监机制.以及程序监督.
一：内部的监督机制。一是法官资格的限制。自由心证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就是人的条件，严格法官准入制度，以保障法官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我国学者龙宗智的条件论可以推出制度取决于条件，但是在一定条件的支撑下，制度对于条件也有一种反作用。即以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关条件产生“拉动”作用，虽然，我国缺乏所谓的“学识法律家集团”，很多法官缺乏现代的法意识和操守，但是现代自由心证的确立在一方面对法官素质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二是明确要求法官应本着良知理性地评价、采信证据。法官在判断案件时,通过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对法官判案过程中的一个监督。所谓的逻辑法则就是只人们能够得意进行正确的思考所依据的规则,其主要包括同一律,排他律以及矛盾律等,逻辑法则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从已知事实推倒出未知事实的逻辑工具.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工具.公正司法需要逻辑力和逻辑程序加以保障。所谓经验法则，是只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经验法则具有一般性,他是不证自明的显然性命题,是法官评价证据的主要依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是对法官的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的规制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理性,法官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其经验,推理,自由心证都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则构成了对自由心证的内在制约.
二：外部制约机制。任何的自律都是没有他律所起到的作用强大。在内在制约机制确保也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外部制约机制则是自由心证实施的最底保障.在这里我认为除了建立健全直接言辞证据原则,建立证据庭前审查制度,完善审判监督机制,以及审判书的改革等制度,另外就是要加强当事人的监督，也就是赋予当事人的监督权力，（这里是权力，而不是权利）。卢俊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个公民将自己的私权力牺牲一部分，转让给集体，形成社会的公权力，并且自愿接受公权力的指导，为的就是更好的享受自由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从我国现在实行的诉讼模式来看，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当事人的控辩，但是职权主义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法院与控方和辩方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司法距离。辩方始终还是弱势的一方。所以，我认为，在当事人陷入诉讼，也就是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将自己先前给予集体的那份权力，转化成监督的权力，这样一方面是为了使“蹩足”的诉讼三角形正常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监督法官正确行使自由心证的原则，使其潜在的危险消灭在制度的规范中。总之，只要具有良好的，健全的制约机制，自由心证将发挥出很大的科学性和功能性。


股东表决权

译者：张旭灿

一、 前言介绍

　　股东表决权依据公司的性质不同，能够实现与三种不同的目的。第一种，具有很小数量股东的公司，所有的股东都能够获得公司的信息和具有相同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股东表决权是一种公司管理权有效实现的方式。公司的商业战略和战术能够通过表决权的行使有效决定。在这种公司中没有必要为了保留专门的管理者而增加成本。因此，这样的公司不会像公众公司那样出现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第二种，公司变的更为复杂，但是仍然具有控股股东。这种公司出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部分分离。控股股东能够获得公司的有效信息，并通过此信息实现有效投票。虽然这类公司很有可能有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但是管理者们必须面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就很有可能被控股股东通过投票驱逐出公司管理层的危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东表决权就有了管理和监督的功能。
　　第三种，公司高度复杂，股东数量巨大有不同的偏好，股东缺乏相应的知识和必要的激励去进行高屋建瓴的表决。这种公司实现了公司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完全分离。现代公众公司就是这种公司的典型代表。
尽管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公众公司中实现了分离，但许多观察家认为，股东表决权仍是公司管理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甚至最老练的公司法专家，如那些在特拉华州法院的人也说：股东的特许授权是董事会法律上权力来源的观念基础。但，这是不正确的，更糟糕的是，它是有害的。以它出发，产生了许多坏政策和混乱的学说。
　　在公众公司中，股东表决权对于公司决策的做出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小的影响。回顾一下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GCL）第141条，公司的日常事务有董事会负责管理领导。大量的公司决定都是有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独自做出的。股东事实上没有权利主动发起要求公司做出某种行为，除了在董事会做出的很少的决定是表达赞成或反对。法定的决议做出模式，是董事会做出，而股东最多可以对抗。
　　股东表决权因此只是许多公司问责制中的一种，甚至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理论上股东当然可以通过投票把不称职的管理者清除公司，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叫做代理权竞争的机制，经常会受到来自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阻碍。作为一种在规范管理者的工具很难发挥作用。因此，产品，资本和雇佣市场远比受到代理成本制约的股东表决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股东权发挥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市场对公司的控制更便利。如果代理成本足够高的时候，将会使外部人获得公司控制股权变的有利可图，他们在获得公司的控制股权后会通过联合投票把公司的现任管理层驱逐出公司。
现在关于股东表决权的流行观念，便来源于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误解：股东拥有公司！

二、 州法律
1．董事的选举
a.累计投票制
在一般的投票规则之下，多数股东能够选举出整个董事会。这就是为什么购买人认为有控制权的股票比没有控制权的股票有更高价值的原因。累积投票制为选举董事会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机制，以确保选出来的董事会也有少数股东的代表。下面是一个例子。(略)
累计投票制在19世纪后期的时候非常流行。一些州采用了强制性的累积投票制作为他们州宪法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州把这种投票制规定在成文法中。然而在最后的几十年里，累计投票制在大众公司中越来越越得不到支持。它的反对者认为，它将产生一个对抗性的董事会，也将会导致被批评的决议在正式董事会之前，就会由主要派系的私人会议做出。今天，只有8个州还有强制累积投票制。美国标准公司法（MBCA）、特拉华州法和其他大多数的州把累积投票制作为一种供选择的投票制度。换句话说，标准投票制是这些州的默认投票法，但是公司可以通过章程实行累积投票制。当然在所有的州，累积投票制仅限于选举公司管理层，股东不可以把用累积投票制用于公司的其他决议。
b.分类董事会
通常，在一年任期制的情况下，全部董事会成员每年都要接受选举，不论是通过标准投票法还是累积投票制。然而，公司法可能允许一个分类的董事会。在这种模式下，董事会分成两个或三个小组。在两个小组组成的董事会里，成员有两年任期，所以在一年的选举中只有一半的董事会成员被重新选举。如果是三个小组任期三年，每年就只有三分之一的被选举。
分类董事会对于管理权的改变有着重大影响，常常用来作为代理权竞争和公司被收购的防御措施。例如在错开的三类董事会中，股东必须用两年时间才能替换掉公司的大部分董事。为了使分类董事能够真正的延缓控制权的变化，分类方案必须能够防止股东能够无条件的开除董事，或者任命新董事。公司法中的董事会分类条款，一般都加上附加条款，授权只有董事会才有权决定董事的人数和添补董事的空缺。若果被州法律所允许，分类董事会方案的起草者也会限制或废除股东有召集特别股东会议的权利或无理由开除董事的权利。
我们注意到，通过分类董事会减少每年更换董事的数量，实际上是增加了选举每个董事所需要积累的股份数。举例（略）。
这些改变都是被成文法所允许的，大部分的公司法都赋予董事会对董事会规模单方决定的权利。大部分公司法允许公司有一个分类交错的董事会。但是审判法庭可以通过一个初步命令来针对董事会。这是因为法庭认为在中途改变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跟特拉华州已经建立的的原则相一致，法院认为除非这些条款不公平的侵犯了小股东的利益否则他将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在选举活动中期，没有公开地执行这些条款的，因此打败了少数后选人，董事会就违反了授信义务。虽然选举还是按照老规则举行，它终于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这个案件重新确立了这个原则，如果董事会是在选举的过程中，才推行这一分类方案，目的是阻止不同意见的股东通过合法努力获得董事代表的权利，那么这种本来法律上认为是合法的分类方案就不被允许。 以与现任董事会一起工作的公司顾问的观点来看，在不同意见的股东有所行为时的年中月就应该执行这些改变。

2．分组表决
一般来说，所有具有表决权的股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表决。在某种情况下，股东可能被分成两个或多个表决组，每一组都有一种或多种类型的股票组成。例如，当一个公司章程的修改或者重组方案将影响到某特殊种类群体的利益，那么这个特殊群体可以单独组成一个小组就这个问题单独表决。事实上这种小组中的成员可能在他本没有表决权的情况下被授予表决权。
美国标准公司法（MBCA）10.04（a）列举了引发分组表决的8种情况：①本种股票的全部或一部分转移成另外一种股票。②另外一种股票的全部或一部分转移成本种股票。③那一类股票的全部或部分的权利，优先权，限制权发生改变。④某类股票的一部或全部变换成了数量不同的本种股票。⑤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股票相对于本种股票有分红优先权或分配公司解散财产的优先权。⑥通过修改增加了任何一类股票的权利，优先权，或授权的相对于本种类的股票有优先分红或优先分配清算公司财产权。⑦限定或否定本种类股票已经拥有的各种权利。⑧取消或影响已经积累但并未最后授权的分红的权利。
10.04(b),如果任何的修改将要影响以上提到的权利之一，这种股票就被授予单独的表决权。相应的，（c）条款，如果任何的修改以相似的方式影响到了两个或更多种类的股票，那么它们也必须以单独投票的方式投出表决。最后（d）条款：那些根据公司章程本没有表决权的人也将被授予分组的表决权。美国标准公司法（MBCA）11.04也要求如果在公司合并的过程中影响到一种或多种股票，以以上提到的方式，也将要进行分组表决。
相对应的，特拉华州（DGCL）242（b）（2）仅在该种类股票受到有害影响时才进行分组表决。尤其是，成文法允许在以下条件下进行分组表决：如果那个修改将要增加或减少此种股票的总数，增加或减少此种股票的票面价值，有害的改变此种股票的权利，优先权，或着此种股票的其他特殊权利。及时这种股票没有表决权，这种分组的表决机制也不会改变，事实上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优先股上。
特拉华州的有害影响条款比美国标准公司法的具体规定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更有可能导致诉讼的发生。在道尔顿诉美国投资公司一案中，例如，ＡＩＣ公司被Leucadia公司收购，这里涉及到一个在AIC公司和Leucadia一个全资子公司的合并。AIC是那个幸存的实体。AIC的普通股东被给予现金支付，但是AIC的优先股东权却被抛弃了。一些特定的AIC优先股东起诉了。这个合并将要带来AIC公司章程的修改，优先股股东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单独投票。合并前的公司章程包含了两个相关条款1.董事会可以买回公司的优先股并无须知会优先股股东2.如果董事会提出回购的要约时，这个要约被过多的认购，能否被回购就要看运气了。合并计划用一个沉没基金计划代替了这个条款。在沉没基金计划下，董事会打算每年5%去除优先股，通过20年来结束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董事会要在公开市场上每年买回优先股，相对于公司的赎回义务来说，优先股就像是债券。法官认为这个修改并没有对优先股股东是有害的，所以他们不会被授予单独表决权。肯定的说，如果优先股的市场价格低于规定的回购价格，董事会将会通过沉没基金在市场上购买优先股的方式满足它的义务。因此，现在溢价兑现的机会被证明是虚幻的。因此，法官说这个修改并没有剥夺优先股股东原来享有的权利。
那么有害影响这个词是如何影响其他的案子的呢？假设董事会建议一个修改，把优先股的分红从8%减少到5%，这个修改毫无疑问的影响了优先股股东的权利，他们当然也被授权享有单独投票权。假设普通股的必要多数表示赞同，当时这个提案并没有得到优先股东的必要多数的支持。那么会怎么样？这个修改不能通过。这个修改需要两个组的全部同意才能通过。
现在假设公司的董事会打算提议建立一个优于以经存在的优先股的新类型股东。这个修改有害影响了现存优先股股东的利益，他们要求有优先购买权，但是这个修改没有改变优先股的权力，优先权或特权。虽然新股权的创设可能促进既有的普通股和优先股的经济损害，但它并未改变二者的权利。就像一个古老的特拉华州的案件中解释的那样。
现在一种股权在资产方案的相对位置，在和别的股权进行比较时就不会变的困惑了。这个修改影响了以前的，而不是后来的，但是只有后来的被成文法规定。

3. 一股一权原则和例外
普通股份代表了一系列的所有权利益: 一系列经济权利，例如根据董事会的决定分红的权利，还有对公司决议投票表决的权利。在一个多世纪里，这些权利被仅仅一种普通股的股东一揽子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和一股一权。然而，它并不总是这样的，即使今天州成文法也允许公司对一股一权原则进行减损。这有关系吗？如果有，我们又如何去规制这种背离原则的行为呢？
（1） 公司表决权的简单历史
一股一权原则可能是现在标准，但是他不是历史上的唯一模式。相应的，对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跟公司的历史一样长久。在19世纪中期采用一般公司法之前，关于股东表决权的最好证据是被立法机关认可的公司章程。三种不同的体系被应用，很少一部分采用一股一权原则。许多走向了极端对立面，遵循一人一权原则而不管股东拥有股票的数量。大多数采用了中间路线，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一些公司章程规定每个股东所享有的最大投票权。其他的通过复杂的形式随着持股数量的增加逐步减少每股的表决权。这些章程也经常会规定一个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最高限额。
一般，一种一股一权原则的趋势产生了。马里兰的经历是众多州中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虽然具体的时间差别很大。事实上，马里兰立法机构在1784和1818年授权的所有的公司章程，都用了一种加权表决体系。1819年之后，然而，大部分的公司都开始用一股一权原则，虽然在1819到1852年接近40%的公司章程规定每股所拥有的最大表决权。最终，在1852年，马里兰的第一部一般公司法采用了现代的一股一权原则。
立法机构对公司形式的怀疑和对经济力量集中的恐惧导致了最早对股东表决权的限制。然而一些列因素的结合导致了法律体系向着一股一权原则的转变。因为，公司总是发起改革的努力，尤其是在大股东的压力下，一个被推测的因素是扩大投资规模的欲望。限制投票权的规则总是能被轻易逃避，也使得许多的限制性规则被破坏。大股东简单的把股票转移给稻草人，他将会按照大股东的指示投票。最后，虽然其他的因素一起了很多作用，最重要的很可能是人们对于公司偏见的去除。
截止到1900年，大部分的美国公司法都采用了一股一权原则。事实上，跟现在的实践相反，大部分的优先股和普通股都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州公司法仅仅把一股一权原则作为默认的规则。公司可以自由的违背这一标准规则。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一股一权原则开始反弹。
两个背离一股一权的模式出现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前。一个是排除或实质上限制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尤其是，只给予优先股股东在特定问题上的表决权（例如不分配红利）变的越来越普遍。 在那个时期还在争论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一种实践规则。
更重要的发展是不具有表决权的一般股东权的出现。最早的例子是国际银河公司，它的1898年发行的股票，在1902年之前没有表决权，其后只获得了两股一个表决权。1918年之后，公司发型了两种不同的股票，一个在一股一权原则下有充分的表决权，另一种没有表决权但在有些情况下有跟强大的分红权。向内部人发行前一种股票，而向公众发行另外一种股票，发起者在拥有相当多的资金情况下，并不丧失公司的控制权。
然而，1920年代不同的投票权计划在在公司管理层中盛行，投资者表现了一种追求大规模无表决权普通股的强烈愿望，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William Z. Ripley,一个哈佛政治经济学教授是平等投票权的最大支持者。（起码是最大的发声者）。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终于组成了以本著名的书，他说无表决权的股票是无比的恶行，是对公众投资者权力的剥夺。实质上，利益冲突的的最早版本，发起人用无表决权普通股，作为维持他们控制权的一种方式。
对于无表决权普通股的反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1925年对DODGE BORTHERS公司的处理决定达到了顶峰。DODGE公司向公众出卖了1.3亿的债券，优先股股票和无表决权的普通股股票。DODGE被一个投资银行控制了，而它制持有225万的普通表决权股。1926年1月回应公众的强烈抗议，宣称：这次并不是想要去形成一项完整的政策。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这样的事实上，委员会在未来的在考虑申请上市的安全性时，将小心的考察控制权的问题。这项政策慢慢的固定下来，直到194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禁止无表决权普通股的上市。虽然偶尔也有例外，最主要的是1956年福特汽车公司，尽管他有双重资本结构，但这项基本的政策一直有效直到1980年代中期。
在1927到1932年间，最少288家公司发行了无表决权或限制表决权的股份。但大萧条时期在Ripley的反对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益增长的坚持下，最终取消了大部分不同表决权计划。直到1980年代的恶意收购，这种计划才又在公司金融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2） 现在的州法律
就像很久以前做的，今天的州法律在表决权分配方面给公司提供了相当多的灵活性。实际上所有公司法律把一股一权原则当成默认的规则，但是也允许公司脱离这个规则，在他们的组织文件中采用合适的规定。例如双重资本结构一般会被法庭支持的。
关于州法律的放任自由主义，在一个著名的案件中被掩饰——“STROH诉BLACKHAWK HOLDING公司”。在事件当时伊利诺斯州的宪法禁止无表决权的普通股股东。被告公司通过发行两种不同的普通股票的方式回避了这个禁令。一种A是既有表决权也有经济权，另一种B只有表决权。B种股票事实上被所有的管理者持有，相对于A股票来说价值极低，这样就赋予管理层有效的管理控制权尽管它的经济权利很小。原告起诉B股票是无效的。根据是成文法限定股票必须是公司的所有权利益。所有权，就是指经济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