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釜山法院首例判决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

引 言

丈夫使用暴力胁迫妻子发生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对户籍为男性的变性女性实施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韩国釜山法院分别于2009年1月16日和2009年2月18日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性的判决认定。

一、韩国釜山法院首次判决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

2008年8月31日28岁的申某潜入釜山津区变性人金某(58岁)家中使用凶器抢得10万韩元并涉嫌强奸被逮捕，检方以违反性暴力犯罪和受害者保护法律(侵入住宅强奸)提起诉讼。检方最初基于男性间性侵犯不宜适用强奸罪的考虑，而以特殊强盗和强制猥亵罪名进行起诉，后经与审判机构协商，变更为侵入住宅和强奸罪提起诉讼，并建议判处5年徒刑。
2009年2月18日，韩国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高宗周部长法官)判决涉嫌侵入住宅偷窃财物并对50多岁的变性女性金某(户籍为男性)实施性侵犯的申某(29岁)强奸罪名成立。这是韩国法院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首例判决。此前该法院曾于2009年1月16日判决韩国内首例“婚内”强奸罪名成立。 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判决A某(29岁)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4年，并提供120个小时社会服务。
韩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判决认为：被害人从小就以女性身份生活，1974年在其24岁时确诊为性转换症并接受了变性手术，被害人与知道其变性事实的男性曾共同生活了10年时间，而且被害人对其作为女性的生活方式感到满意，法院基此认定该被害人符合《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客体“妇女”的要件，并作出上述判决。被害人尽管在户籍上仍属男性，但这只不过是出生当时未考虑“性”归属感而申报的“性别”，因此很难认为该“性别”就表明被害人最终确认的实质的真正的“性别”。在认定变性人成为性犯罪被害人时，与户籍上的性别相比，在被害人具备经公认程序接受变性手术并在相当长期间内以不同的性别方式生活要件情形下，首先要对被害人是否像普通女性一样可以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是否不存在“性自主决定权”认定等问题进行考虑。本案满足上述全部要件因而判定强奸罪成立。

二、韩国“变性人”法律性质认定的司法实践考察

韩国现行《刑法》规定强奸罪的受害者仅限定为“妇女”。韩国法院对针对“变性人”实施的犯罪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论。
1996年，韩国大法院作出“变性人不属于刑法强奸罪规定的妇女”的判决。就是说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但不成立强奸罪。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认为：“变性人”的性染色体为男性，与女性内外生殖器结构不同，不具备女性生育能力，变性人不属于刑法强奸罪所规定的“妇女”。 就是说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但不成立强奸罪。
2002年，韩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高宗舟(音)法官基于变性人社会、心理性别考虑，接受了韩国内首例变性人户籍修正申请。该判决并得到了大法院的认可。
2006年，韩国大法院接受了变性人“变更户籍性别”申请，使变性人由此请求改变“民法上户籍”成为可能。
2009年2月18日，韩釜山法院刑事第五部的“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判决，使得从《刑法》上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认定成为现实。
也就是说，韩国司法实施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行为的认定经历了“变性人”不属于刑法强奸罪所规定的“妇女”，不成立强奸罪，只成立强制猥亵罪到认可“变性人”户籍修订申请，再至认定成立“强奸罪”逐渐予以认可的过程。

三、韩国媒体及社会团体对此主要评价

韩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的“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判决再次引发人们“变性人”群体的关注和“是否应修改刑法强奸罪犯罪客体”的讨论。
作出该判决的韩釜山法院称，虽然有主张认为“变性人”不宜认为是强奸罪的犯罪客体，但这只是未对相关法理及本案实际情况进行考虑而想当然的抽象判断，对被害人女性性别没有疑问，那么被告人也毫无疑问侵害被害人的权利。法院同时对“变性人”群体面临的社会生活现状表示担忧，希望通过此次判决改变社会对变性人的偏见。釜山法院称该判决是对变性人处于社会偏见中孤单生活的一种告慰，变性人因生活方式不同于正常人而备受争议，希望变性人能基于自身“性的整体性”而过上合法平安有尊严的生活。“变性人”群体的“性整体性”困惑并非他(她)们的责任，他(她)们希望以新的“性别”生活的“真正的性”的主张也并不违反公序良俗或社会秩序。而且由于社会的偏见，使得变性人为避开人群，而主要选择在夜间场所工作，这只能使他(她)们的生活更为孤癖和孤单，这也是现今“变性人”要经历的不幸的主要原因。
韩国性文化人权中心咨询委员李恩禹称，釜山法院虽然以判决的形式给予了被害人的社会“性别”的尊重，但仅为保护女性而存续的强奸罪从某种角度来看仍是“家父长制”社会现状的反映，“变性人”无论如何仍将被视之为“变性者”，这同样值得关注和深思。
韩国GAY人权运动团体“朋友之间”2月18日对MTF变性人(身体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但实质上是女性的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法院判决表示欢迎。
韩进步新党性整治企划团(准法人)2009年2月19日发表评论对韩国法院首例“对变性人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判决表示欢迎。评论认为此前“变性女性”因不属于《刑法》强奸罪规定的“妇女”，在其受到性侵犯时不能认定为“强奸罪”受害者，而只能认定为强制猥亵罪的受害者。变性女性认定为强奸罪的受害者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法院来说，作为国家机关在判断国民性别时首先不应只依靠出生登记的性别或居民登记性别而应基于对本人意思的尊重作出识别认定。其次，在对同性之间或变性人为对象而实施的性侵犯行为进行定性识别时，与受害程度或犯罪手段相比，更应对怀孕的可能性或社会一般观念予以考察关注。
韩国女性热线2009年2月19日发表评论称对该判决把变性人视为强奸罪的“妇女”表示欢迎。但评论对法院判决表示遗憾，评论称：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强奸妇女的应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犯侵入住宅罪的，应处以5年以上徒刑，对犯有特殊抢夺强奸罪的被告人不仅没有加重处罚，反而宣布缓期，对此表示遗憾。
此外，随着法院首例“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构成强奸罪的认定，随着带来的问题是有必要对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进行修改。目前性暴力犯罪对象已经不仅仅再局限于女性，社会生活中对男性儿童实施的性侵犯案件发生率日趋增加，韩国现行《刑法》对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暴力行为根本未予规定，更不用说对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犯罪行为以强奸罪予以讨论了。韩军队中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变态爱情”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受法律保护的“强迫性同性恋”现象等诸多性暴力的法律处罚存在疏漏。韩自由先进党朴善永议员2008年11月提议通过“刑法部分修订法律案”的方式把强奸罪规定的犯罪客体“妇女”修改为中立性的“人”，并提议针对“强迫被害人观看性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行为，新增处罚规定，目前该提案仍由国会进行讨论。
韩进步新党性整治企划团(准法人)2009年2月19日认为，无论何种情形下性暴力犯罪都是无法容忍的，同性之间或对变性人实施的性侵犯同样应受到惩处。釜山法院的此次判决在原则的坚守方面尤为值得称道。今后的课题就是推动把强奸罪的客体从“妇女”扩展为“人”。通过尽快修订法律，杜绝性暴力犯罪，营造正确的社会认识。
“韩国女性热线”2009年2月19日强调应尽早对强奸罪的犯罪客体仅限定为“妇女”的现行刑法予以修订，不管是受害人是女性、男性还是变性人，从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均属于性暴力行为，都是侵害人权的行为。对于加害人来说，不管是性器官插入，还是用其它异物插入均应认定为强奸行为。为保护强奸犯罪受害者法律面前平等性，希望能继续就强奸罪客体扩大问题进行讨论。








【关 键 词】舆论监督 审判独立 新闻自由 审判公正
【内容摘要】传媒与法律的关系折射了新闻自由与法律规制的恒久性课题。传媒与法院的关系反映了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对立统一关系，折射出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作为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社会价值的功能互补与冲突调和，深度反映出自由与法治的固有张力在现代社会的延展。新闻追求自由，审判追求公正，两者价值取向的差异决定了两者需要在冲突中调整，在对立中统一。在我国向法治社会转轨的历史时期，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之间要保持适度张力，两者要以法律为均衡点实现双向调整。传媒要加强行业自律，监督法院，应以促进审判公正为目的；法院要树立民主理念，尊重传媒，应以保证新闻自由为旨归。

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两大基本表征，从法理上厘清两者关系，无论是在理论法学还是在应用法学都是重点课题，笔者不揣冒昧，著文就两者关系与专家学者探讨。
一、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位阶上具有同等性，功能上具有互补性
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新闻自由(free press)和和审判公正(fair trial)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两种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所言："言论自由与公平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两种同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基本价值，在一个传媒与法院的功能分化较成熟的社会，两者在各自的领域中承载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同时相互之间又存在着规约和互补，共同服务于实现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
（一）新闻自由的社会功能重在促进民主，保障人权，监督公权
新闻自由是指国家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传媒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公民通过新闻传播工具发表自己对社会各种问题的意见、批评以及在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中的创造成果的自由，是公民表达自由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新闻自由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
1、促进民主。近代传媒诞生之初，其基本职能仅仅是传播信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客观上造成了对工商业信息乃至政治信息的大量需求，从而刺激了传媒的发达，这就为启蒙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提供了广阔的思想传播空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传媒开始逐步反对、批判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并致力于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从而使传媒中的民主因素得以萌芽。这一时期的传媒成为社会与民众的代表，它通过新闻报道、报刊评论等方式反映民众的呼声与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的重要表达方式。经由资产阶级革命直至今日，主权在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新闻舆论代表人民的声音，任何强权都必须尊重新闻舆论，否则便无法维持其存在。新闻自由到各国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成为宪法权利，国家通过各种方式保障公民这一基本权利。而公民则通过新闻自由的有效途径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等民主权利。
2、保障人权。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权被认为是彻底的、纯粹的、人之作为人，人之只作为人就应享有的权利。或概括为"人类做人的必要的条件"揭示出了人权作为自由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所不能缺少的东西，离开这些条件，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人权是基于维系社会存在而产生的权利，是一切权利与权力之源。首先得到满足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他社会权利，表达自由权即是其中之一，而要有效地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传媒，并拥有知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信息的权利。基于此，便衍生了新闻自由权和知情权。传媒是大众行使思想表达自由和知情权的载体和代议性的组织，传媒应属于人人，但人人不能办报。社会个体把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浓缩转化为新闻自由权委托授权给供职于媒体从业的记者、编辑行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民意，在反映公民诉求，保障基本人权方面发挥着公民个体难以企及的重要作用。
3、监督公权。代议制民主使主权享有者和主权行使者实现分离，因此，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就成为必要。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核心内容，新闻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去描述，去报道某一客观事件或某一突发事件，而更重要是帮助该国公民透彻的、明晰的了解自己国家的具体局势。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过程以及行使公权力人物的言行，帮助一国的公民更好的参政议政是新闻舆论权的主要职能，因此新闻舆论监督权在西方被称为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传媒具有第四权力，其力量并不来自于自身，而是其背后的大众，传媒本身并不当然代表真理或正义，但它客观上扮演了一个无法替代的社会角色，即公众代理人的角色。作为联系公共权力与大众的桥梁，以新闻媒体的广泛性、及时性、公正性，以舆论的影响力向社会和公众发布应知情的信息，来表达人们对公共权力领域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进而通过民意的力量来约束权力的滥用，遏制权力的腐败，实质上是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到群众舆论监督，最后通过民众的力量实现监督公权的最终目标。
（二）审判公正的社会功能重在分配正义，实现公平，维护秩序
公正审判是指法院要严格贯彻法定的审判原则、审判制度，严格执行法定的审判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公正是审判工作的最高的追求目标，审判独立和审判公开都是实现审判公正的途径和手段。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双重内涵，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指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和对实体法的正确适用，程序公正主要指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当事人在司法中受到公平的对待。审判公正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
1、分配正义。正义是个关系范畴，存在于人与人相互交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主观认识范畴，而正义则是一个动态的客观分配过程，表现为按一定的标准来寻求各种价值得以共存的条件，并在两种价值发生冲突不得兼得时确定如何取舍，分配正义就是在涉及利害关系的场合里把"各人应得的东西归予各人。"审判正义的实现就是要通过审判处理纠纷，保证社会成员能够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并及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主要包涵了合法合理、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等方面的内容。正义有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之分，过程正义即法官在诉讼中坚持独立、公开等审判原则，让那些其利益可能受到裁判结果影响的人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裁判结果的制作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结果的正义即不但要,对每个人具体的正义要求给予重视(如被告人请求法院提供法律援助;要求不公开审理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等等)，保证每个公民的一般正义要求即平等、自由和人权(这些都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和特征的核心内容)得以实现，而且要实现立法者的本义，还要保证公共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存在，理性的法院和理性法官有时需要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在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分配正义。
2、实现公平。公平和效率是审判工作的两大主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审判工作中多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公平无疑要高于效率。公平是一种有条件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主观认识,它表现为人们创造社会价值与享受社会价值应具有的对应性和均衡性,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并为国家所认可。审判中实现公平就是要在实体上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裁判在诉讼两造之间不偏不倚，居"二端之中值"；在程序上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即法官居顶，原被告双方对等居下的等腰三角形，并且法庭保证给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相等或对等。法官的中立性也是公正应有之义，即法官与案件的利益无关性（利益相关则回避），法官的情感自控性，避免任何情感影响和先入为主判断。
3、维护秩序。秩序主要指社会秩序，表明通过法律机构、法律规范、法律权威形成的一种法律状态，自由、平等、效率等法的基本价值都要以秩序为基础，没有秩序为依托，这此价值的存在应受到威胁或没有保障而存在的现实意义。秩序要以合乎人性、符合常理作为其目标，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统治秩序更要以符合法治为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秩序等同于规则。审判就是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惯常的行为规则模式，维系一定社会的有序状态，这是由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审判的职能决定的：一方面,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和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认可诉讼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有效办法。审判是化解和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理性机制，现代社会选择了公力解决(司法)的方式,以避免由私力救济所带来的社会非秩序化和混乱，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一系列细致的、处理各种具体矛盾和争执的规则解决案件纠纷，调处各种利益矛盾和对立，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在功能互补中推进自由与法治
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张力充斥了整个阶级社会，自由与法治构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基础。自由体现了人最深刻的本性，法治体现了人类理性治理社会的需要，自由是法治的目的，法治是自由的保障。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深刻体现了自由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新闻自由价值基础是自由，离开自由，新闻传播就推动了根基；新闻又是传播自由的渠道，离开新闻，自由就难以向深度和广度传播。审判公正的价值基础是法治，代表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捍卫法律的正义，限制公权的滥用，保护私权的行使。功能上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通过主导社会舆论的形成来引导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后者通过主导法律的实施来直接规约人们的行为。正因为差异，两者才会发生相互作用，对立互补。传媒以舆论的方式对与其价值目标相容的审判行为予以支持和赞许，对审判权的滥用与腐败予以有效的监督，促其在法治的轨道内公正司法；在现代民主国家，审判独立表现为相对独立，受制于立法与传媒，立法仅在制定法律环节决定着审判的根据、内容和程序，对个案监督受到严格限制。而传媒则对整个审判过程发表意见，引导舆论，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大于立法，传媒监督审判成为司法现实，而实现审判公正也需要监督，尤其是传媒的监督。同时法院在通过具体审判活动保障传媒新闻自由，维护其合法行为的同时，对传媒的非法行为如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商业秘密、侵犯公民隐私等行为进行司法监督。因此在一个传媒与审判的功能分化较成熟的社会里，二者相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在互补状态中保证着自由与法治的实现。
二、传媒与法院基于价值特性、运行机理不同、缺失错位等原因导致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在现实中发生冲突
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是民主社会弥足珍贵的两大基本价值，从应然的层面而言，两大价值应当是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但在实然的层面两大基本价值却冲突不断，关系紧张，多是处于非良性互动状态。其中在传媒与法院的现实冲突中，有两个问题较为引人注目，一是传媒对法院审判行为的自由批评与法院公信力之间的冲突;另一是传媒对终审前案情的报道、评论与法院独立、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冲突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有：
1、价值特性不同蕴涵着对立冲突的因素。新闻追求自由，代表民意，通过主动介入现实生活通过主导社会舆论发挥社会影响力；而审判追求公正，代表理性，具有中立性和被动性，通过法定程序依法主导法律实施来解决社会纠纷。两者的价值性质不同蕴涵着对立冲突：传媒报道的自由性原则与审判的独立性原则的冲突。传媒依据宪法权利有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而法院依据宪法有独立审判的权力，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要求一切主体包括传媒在内不得干涉或影响审判的独立；传媒的猎奇性与审判的严肃性的冲突。传媒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事物,追逐新奇的事情。报道和评论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而审判则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去解决问题，裁判文书讲求用词严谨、规范,前后一致。司法裁判不考虑社会公众的心理因素,只服从于法律,只注重是否符合法理；而传媒报道则要迎合民意的呼声和表达。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利益驱动下,传媒可能会对某些案件或事件的情节过分渲染、炒作或妄加评论。这显然与司法的严肃性格格不入,两者产生矛盾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传媒报道的及时性与审判的程序性的对立冲突。新闻重在求新求快，最好在现场报道，如此才能反映传媒所报道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审判重在求稳求慎，过程和程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行,严格程序是审判公正的保证。司法独立因信奉法治至上而具有排斥新闻监督的天然倾向，而新闻自由因有民意为依托而对司法独立存在天然侵犯的冲动，现实生活中传媒任何不适当的介入,有可能干扰到审判程序的正常运行，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对诉讼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2、运行机理的差异是二者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传媒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功利动机一般积极主动搜集各种素材，得到新闻素材，采访当事人，记载事件过程，对采访内容进行整理，形成传播方式，继续扩大传播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法院则是基于不告不理原则，受理起诉，立案后首先依据证据确认事实，再发现具体案件可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而从法律规范所要求的要件中去寻找有法律价值的事实，继续按照审判逻辑，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理得出判决。在法治国家，审判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后的合法手段。它具有的终局性，必然要求公正性，而公正性要求以审判独立为前提，审判要相对封闭运行，与社会保持适度的隔离，相对隔绝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以使法官遵从法律实现自由心证独立审判。同时民主法治国家不同于独裁专制国家，它不能搞司法神秘主义，所以审判是独立不独行，要实行公开审判，以公开促公正。审判公开使传媒得以介入，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而审判活动中的诸多案例又很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也成为新闻热点。传媒在通过舆论监督的压力促进审判公正的同时，对案件的渲染、煽情等新闻操作也会干扰审判的中立性，进而影响审判独立，最终不利于审判公正的实现。
3、现实生活中二者的缺失错位导致对立冲突发生。发达国家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司法独立的确立较早，传媒与法院各自的社会职能分化得比较成熟，冲突问题发现得也早，因此发展了较全面、成熟的规则，传媒与法院各安其位，预防在先，冲突较少发生，发生后也得到及时调处，所以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的关系相对和谐。在中国社会,传媒与法院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都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因此我国的传媒与法院的关系相对于西方来说较为紧张，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之间的矛盾冲突较突出。从传媒方面来看，多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被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受政治环境影响大,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了解决纠纷的能力,影响力大。部分当事人借助传媒力量扩大声势，操纵舆论，对审判工作施加压力。而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 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作了批示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传媒舆论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扩大成"干预功能"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从法院来说，由于法官的素质相对较低，一些地方距离审判公正还很远，司法腐败还不同程度的存在，法院和法官的公信力还不强，司法不公使人们对通过司法寻求正义产生了极大怀疑甚至丧失了信心，寄希望于用公众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媒体也就成为司法不公的替代救济手段。同时部分法院还不习惯接受舆论监督，以各种借口阻止传媒介入审判活动，实质上是妨碍了新闻自由。
三、以法律作为传媒与法院互动的均衡点，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平衡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尽管同一事件传媒公开报道和法院审理判决的逻辑起点和标准经常是不一样的，二者对同一事件得出的价值判断和结论会有差异和距离，但是在国家法律的平台上传媒与法院可以在冲突中实现价值平衡，法律在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之间形成并保持适度的、合理的张力。我国目前新闻立法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但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推进，新闻法律法规会逐渐健全，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会在法律的平台上实现良性互动。在立法空白期，需要传媒与法院加强自律，协调关系；相关主管部门还大力推进制度创新，要依靠制度理性来协调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的辩证关系。
1、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之间要保持适度张力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自由的边界是法律，法律就是新闻自由扩张的边界，也是审判公正的渊源，法律是两者权利与权力扩张、对抗、冲突的均衡点。我国正处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期，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关系紧张，从表层上看是于中国关于新闻媒介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从深层上分析是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这两种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在中国仍然处于缺失和错位状态。就审判而言，"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在现实生活中实不多见，司法腐败还在损害着审判的公信力，需要用舆论来监督审判，而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最重要内容，必须要保证新闻自由在审判领域的适当空间，通过新闻自由来监督审判，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法院和法官应慎重行使审判权力，在将正义感情植入判决时，要体现出实践理性，对判决进行法理证成，通过规则解释来塑造公正。审判独立必须伴随审判公开，法官的自由心证也需要外界监督，要保证新闻自由的合法行使，不允许随意借口独立审判而过度限制新闻自由；[6]同时，传媒与法院应保持安全距离，必须给法院留出审判独立空间，新闻自由权利不能入侵审判独立权力。传媒要监督有度，到位而不能越位，更不能干预审判。传媒应加强行业自律，在新闻活动中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对案件事实做出客观报道，对未决案件不发表倾向性意见，更不能对案件处理作决定，不能误导受众对法院和法官施加舆论压力和影响。对越位者法院应保留追究传媒及其责任者的权力。
2、传媒监督法院，应以促进审判公正为目的
传媒监督法院应以追求审判公正为目的，而不是轰动效应，所以新闻自由必须要建立在事实与法律的基础上，实现客观真实与法律正义的有机结合。要达到此目的，传媒自律，主管部门应加强新闻制度创新：一是建立以党报党刊为主体的多元化传媒格局。中国传媒不仅是党和政府之喉舌，也是监督之剑，既要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又要担负着舆论监督的使命,目前应逐步放开对后一使命的种种限制,扩大媒体的监督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在坚持宣传主旋律的同时扩大民意基础，强化对行政、检察、审判等公权的监督；二是传媒应配备法律顾问，做好法律把关。新闻单位应参考美国和法国配备法律顾问等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条件不具备的可聘请律师为法律顾问，同时还应该提高记者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经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或者说高素质的记者群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独立公正审判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三是遵守现行传媒法律法规，做到依法监督。现行传媒法律法规零散分布于宪法及各部门法中，主要有关于保护公民、法人权益方面的规定、关于国家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规定、关于加强媒体管理的规定、关于禁止新闻报道过程中不正之风的规定;五是关于违纪违规的警告制度和监督制度、国际法和国际性条约中的相关规定等，传媒从业人员应认真学习，做到学法、知法、用法，依法监督审判活动；四是监督要做到无为无不为。对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公民隐私名誉等的审判活动，传媒监督要慎重，对不公开审判的案件不能随意报道，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公开审判的案件要选择有社会影响力的，关乎社会公正的重点监督，如审判机关内部机制和审判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监督审判机关内部机制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审判机关、审判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传媒要履行客观性义务，尊重客观事实。传媒要坚持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将维护公正的精神融入到客观求证上来。传媒的客观性义务就是要传媒要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对第二手资料要尽审核责任，要保证所报道或监督的事实必须绝对真实,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必须真实无误,所反映的背景、环境、过程、细节、人物语言等必须真实可靠,同时对所反映的事实在整体概括、评价、分析时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传媒要规范自身的行为,就要时刻记住自身的位置与职责,要给自己的角色作准确的定位,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树立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不急于做评断、下结论。
3、法院尊重传媒，应以保证新闻自由为旨归
法院应认识到传统介入审判活动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司法过程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所显示的刺激性，对媒体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法院应正视并尊重传媒的新闻自由权利，并以此为压力和动力，通过外部监督与内部制约的有机结合促进审判公正。尊重新闻自由的具体措施是：一是尊重新闻自由权利与公民知情权，履行法院和法官应当忍受的义务。法官是专职的法律人，而传媒与公民不是。传媒与公民从非专业角度探寻的是客观真实，原本发生的，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现实事实；法官查明和认定的是法律真实，是能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在审判中，裁判者眼光往返流转于诉讼两造之间，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法则、经验常识对证据去伪存真，得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客观事实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法院就不能对客观事实予以确认，从而导致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败诉。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往往从客观事实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判，指责法院司法不公。这对法官来说是极为苛刻和不公平的，但法院和法官要尊重新闻自由权利和公民知情权利，承担必要的忍受义务，传媒有权利进行报道、评论，而不论结果如何，被调查者不能因此而获得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因为宪法赋予了公民对法院和法官的批评建议权。传媒对法官的批评是出自善意时，即使有一些小的偏差，法官也应当容忍，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可能完全扼杀新闻自由。二是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制度。审判要真正公开，案件审理过程、证据以及如何形成判决等通过媒体报道，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看到法院就是依据这些证据作出判决的。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法庭也不能随意拒绝新闻媒体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接近和报道，对于在法庭中公开的证据和材料也应当允许报道，而且法庭也不得随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以拒绝新闻媒体的接近，从而影响到公开审理这一基本审判制度。法院要保证做到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鉴于法官不得接受采访，要完善专职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活的常规渠道；对审理的各类重大、典型或社会关注的案件情况以及法院重大改革措施、调研成果等情况，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动向社会公布，并同时就有关法律问题、背景情况进行相关说明、解释；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件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三是法院通过事先约束或事后救济手段消除传媒滥用新闻自由权利造成的不良影响。法院通过法律和契约与传媒订立审判报道活动规则进行事先约束。法院鼓励媒体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法庭和律师签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确定采访和报道刑事案件的准则。通过协议，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争取立法赋予法院必要的措施或灵活利用现有法律消除传媒审判的事后不良影响。法院可通过延期审理、变更管辖、易地审判等方式以消弭传媒的不当影响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造成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结果，那么，即应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变更。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生效判决的再审程序，故司法实践中对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可能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决结果的，可以启动再审程序重新进行审理。

【参考文献】
【1】参见张剑秋、郭志媛：《传媒与司法的辩证关系》[J]，载《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3期。
【2】参见张宗亮：《传媒监督、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平衡》[J]，载《理论学刊》2006年第7期。
【3】参见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J]，，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4】参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J]，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5】参见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J]，，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6】参见谭世贵：《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J]， 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7】参见程竹汝：《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J]，载《政治与法律》 2002年第3期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赵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