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解决执行难之执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杜翔祥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是实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执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能否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责和贯彻落实党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系到能否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在进入执行程序，采取执行措施后，有相当一部分义务人有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而难以执行，即“执行难”的问题十分突出，时下，人们把这种执行不能的裁判文书称之为“法律白条”。它不仅严重的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法活动，而且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更为严重的是，“执行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培育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当前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不满意之所在，这一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因此，认真分析、探索和解决"执行难"，强化执行体制和方式改革，改善执行工作，全面正确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势在必行。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既有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诸多外部因素，主观上也有自身机制及立法、执法中诸多环节不够键全、完善的内部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制约和影响的结果，所以说，执行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社会性极强的工作。笔者结合多年来从事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导致"执行难"的成因，认为归纳起来大致可区分为内、外部因素两种影响。外部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一、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利益，制定违反法律的规定或文件；或者对具体案件制发函文，阻碍或限制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二、基于人治观念而存在的各种非法干预严重，少数领导干部由于种种原因，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三、企业困难，强调稳定第一。四、当事人难找，可供执行财物难寻，协助机关难求。五、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力偿还债务。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停业后无权利义务承受者，也没遗留财产或财产难找。七、有关单位协助不力或拒绝协助。八、法院之间司法协作力度不够，委托执行案件结果难以落实。九、被执行人钻法律空子，在多家银行开户。十、国家关于企业管理的法规不键全、不科学，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或阻碍执行工作，甚至暴力抗法。十一、特殊企业难碰，受到干预的难办，等等。
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是指法院内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受现行体制约束，不能真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制约着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多年来形成的"重审轻执"的思想依然存在。有些审判人员认为把案件审理好是自己的职责，至于执行人员能否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执行到位，则与其无关，较少考虑到执行的因素。三是判决不公或因法律文书的制作质量不高而造成的执行难。在执行程序中，因判决不公而导致被执行人抵触情绪较大，影响执行；因法律文书存在不同程序的差错，有些案件执行标的表述不明确、不具体或对案件事实没有搞清，就匆忙调解或判决，虽然在是非责任上没有大的问题，但由于事实不清在当事人之间容易发生争议，以至无法执行，无形中增加了许多执行困难。四是有些关于执行的法律依据不够具体，又过于原则，在使用上容易产生模棱两可理解，不可避免地出现随意性。五是法院之间委托执行效果差，不够重视。受托法院不能及时依法执行或不及时向委托法院通报案件执行和被执行人情况；再有就是委托法院催办执行不主动。六是执行条件较差，不利于执行。缺乏必要的现代化通讯设备和足够的交通工具，容易丧失执行的最佳时机。七是诉讼保全措施不力，有的审判人员对义务主体的某些动产或不动产应该查封或扣押的，没有及时查封或扣押，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其财产早已不知去向，不动产也早已转卖他人，钱物两空，使执行无从下手。八是部分执行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作风不过硬，执行方法不当，工作效率低。九是部分执行人员存在畏难心理，执行工作政策性较强，有时难以掌握执行力度的大小和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常常是执行做了许多工作，但仍不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可，没有掌握足够的执行艺术。十、法院执行力度不够。十一、执行工作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等等原因。
针对以上内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不可否认，各级人民法院一直在试图解决执行难问题。如有法院出台了限制债务人高消费办法，有法院采取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和有偿举报被执行人和被执行财产的举措；有法院利用新闻与媒体公告债务人名单做法，有的搞集中执行、搞“执行会战”的等等，上述法院的做法虽然一时能收到明显效果，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执行难的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执行体制，设立大执行区，消除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
在执行机构设置上，综观世界各国，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设置于法院外部；二是设置于法院内部；三是折衷模式。我国大陆目前就采用第三种模式。该种模式并不一概否认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权，而将有些行政执行的强制权赋予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强制执行权的分配则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可现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行执行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司法执行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已严重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因此，设立大执行区，统一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名称，应作为当前执行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
1、设立大执行区，应作为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法院执行体制改革的重点工程来抓。 执行工作地方化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不仅不适应执行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而且易滋生司法腐败。因此，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新的司法运行规则的逐步建立，特别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交通、信息的发展，在全国建立大执行区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首先，设立大执行区可以打破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格局。设置大执行区，就从政治地理上打破了强制执行权对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依附格局，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司法执行权的地方化，克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其次，设立大执行区能够推动执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从目前我国执行体制的现状来看，除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外，其余均由法院行使。如果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执行总局，再将全国划分为十个左右的大执行区，每个区设立一个执行局，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然后以此为依托，就可以全面推动执行体制改革的进程。再次，设立大执行区将会促进司法财政保障体系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总局成立后，应当负责编制各大司法执行区执行局的财政预算，并报最高人民法审核后提请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各大司法区执行局负责编制所辖各省高级法院执行局的财政预算，报执行总局审核后提请最高人民法批准；各省执行局负责编制所辖地、市、洲执行局和基层县（含县级市和市辖区）执行局的执行财政预算，报省高级人民法审核后提请省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司法执行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保证司法执行机关“吃皇粮”，这是预防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治本之策。
2、统一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名称，进一步明确执行机构职责。由于强制执行无二审终审制，再加上执行机构区别于审判机构的特性，决定了执行体制不能沿用审判体制的模式。可从当前各级法院执行人员称谓、分工及机构设置来看，却是五花八门。比如在执行人员的称谓上，有的人民法院仍叫法官、审判员；有的人民法院又叫执行员、主执行官、执行长等等。还比如在执行案件分配上，有的法院实行了审执分立，有的却没有严格划分，而对于象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严格明确的规定，更是各行其是，有些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可以自已执行，法院内设机构象行政庭、执行局（庭）、法警队、甚至人民法庭也可以执行；再比如各级法院在执行机构内部的设置模式上，有的法院设立的是执行庭，内设执行一组、二组、三组，对各类案件各付其责；有的设立的是执行局，内设办公室、一科、二科、三科，而对各类执行案件的分工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还有的法院在执行局内部设立管理、实施、裁判机构，即执行管理科（庭）、执行实施科（庭）、执行裁决科（庭）等，推行“实施权分级，裁判权公开”的管理制度。由于以上执行人员的称谓、分工和执行机构内部设置的不统一，必然导致执行程序的紊乱，执行效率和质量也必然会大打折扣。故此，笔者认为，要尽快统一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名称，明确执行机构职责。（1）在执行机构在设置上，建议最高人民法设立执行总局，大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分局，各省设立执行局，各地、市、洲设立执行分局，基层区、县（包括县辖市）成立执行支局，并实行垂直领导管理体制，同时接受全国各级人大和纪律检察机关的监督。（2）在执行人员的称谓和任免上，也应尽快统一规范。对于称谓，可以统称为执行官，但在某一件具体案件的裁定文书中需署名时，应统一规定署执行长××，执行员××。至于执行官的任免，建议各级执行机构的执行官由同级或上一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局长人选由同级法院或上一级执行机关提名，报上一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3）在执行案件的分配上，建议除诉前财产保全执行、诉讼中保全执行以及当事人自觉执行由各级法院自已处理外，其余均应由各级执行局受理并负责执行。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执行案件，由各大区的××执行分局负责执行，各地、市、洲的执行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执行局负责执行，各县（含县辖市）、区的执行案件，由各地、市、洲执行分局负责执行，各基层乡、镇的执行案件（主要是各基层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则由各基层执行支局负责执行。同样，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行案件，原则上也应适用以上分配，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司法执行权地方化和行政化的干扰。
（二）完善立法，尽快制定出台《强制执行法》。
现阶段，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操作性强的执行工作规范，现有诉讼法中有关执行程序部分漏洞颇多，各种司法解释相互衔接不够，也很分散，不便操作。比如象把民事、商事以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规定放在民事诉讼法中就有不妥之处，因审判权和执行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审判权是中立被动的，而执行权则是积极主动的，因此，建议全面修改现有执行条款，将执行权从三大诉讼诉法中分离出来，把所有执行中遇到的情况规定到一起，单独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
1、关于执行条款的增加和修改问题。（1）在判决未尾增加关于执行条款的规定；（2）从近几年委托执行实践来看，绝大部分委托执行如石沉大海，建议删除委托执行条款，加大关于协助执行规定的比重；（3）增加对强制执行种类的规定，比如对人身的强制执行 等，应作出明确的规定；（4）规定对有些执行，要由债权人提供担保，以防止一旦出现执行错误造成损失无人承担的问题；（5）详细规定执行员的权利与义务以保障其职务权利、明确其责任。
2、关于进一步明确各种强制执行措施问题。（1）结构体系建议明确划分对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包括对动产和不动产的强制执行以及对金钱债权包括物之交付和作为、不作为的强制执行；（2）明确界定生活必需品（不得扣押的物品）的范围；（3）详细规定关于扣押后法院需要变卖特别是拍卖被执行人财产适用有关程序的内容；（4）增加分配程序的规定等。
3、关于加大对执行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与义务的设定问题。在今后制定的强制执行法立法中，一方面，应当明确申请执行人以下一些权利：（1）有权对不予受理执行申请的裁定上诉；（2）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收到执行通知书；（3）有权知晓执行员、书记员及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名单；（4）有权申请回避；（5）有权举证和质证；（6）有权委托代理人并有阅卷权；（7）有权申请采取紧急执行措施；（8）有权申请恢复执行；（9）有执行程序中的复议权等。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被执行人以下一些程序性权利：（1）有权获得告知自已处于被国家强制力约束状态的法律文书；（2）有权告知自觉履行的期间；（3）有权知道执行员、书记员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4）有权提出回避；（5）有权提出执行管辖异议；（6）有权申请裁定不予执行；（7）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委托代理人；（8）有权申请执行中止；（9）有权举证质证等。执行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以上这些程序性权利，建议立法时应尽快予以重视和解决。
4、关于授予执行机关更大的权力的问题。国家应从立法上加大执行机构在执行工作中的权力，使当事人明白协助、配合执行机关执行是自身一项基本义务。（1）执行机关有权发布执行命令。不仅要对非法地、强行地抗债定罪，而且也要对软磨、长期拖债定罪（当然是在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2）执行机关具有协助执行请求权。执行局可以向一切具有协助义务的单位或个人请求协助执行，特别情况下也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助。（3）执行机关具有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调查权，对财产的临时扣押权，扩大对人身拘留权的使用范围，包括对被执行人的身体进行搜查、作为和不作为的强制执行等。
5、必须明确规定的若干具体问题：（1）银行及其它部门协助执行的规定；（2）数个债权人申请执行的竟合；（3）执行中的破产与破产中的执行；（4）产权、股权、知识产权及其它权益性财产的执行；（5）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设备等）的执行与强制、托管、转让、变卖等；（6）限制被执行人方法、措施。（7）隐瞒、转匿、买卖被执行财产的处理；（8）妨碍执行的处罚；（9）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侦查、移送；（10）非诉讼法律文书执行审查问题；（11）执行中止、中断、复查、回转；（12）改委托执行为指令执行；（13）取消送达自行履行通知作为前置程序，而采用直接执行方法；（14）明确执行中变更执行主体的裁定、对仲裁文书不予执行裁定等涉及内容的由执行内部专门部门作出。
（三）改善执行环境，强化执行措施，建设过硬队伍
随着我国加入WTO，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将更为复杂多变，从长远来看，要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必须从执行队伍建设上下功夫，解决执法环境即“地缘”、“人缘”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强化执法为民的措施，切断法院、执行人员与当地政府、周围环境之间非必要的依附和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定的“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
1、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执行能力和执法水平。执行工作政策法律性强，涉及面广，难度大，对执行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协调能力要求很高。因此，现阶段要把执行队伍建设作为搞好执行工作，克服执行难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常抓不懈。一是要强化政治和业务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执行人员自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要将那些政治责任心强、业务精、作风好的中层干部充实到执行局，使之成为一支过得硬，人民信得过的队伍。三是要规范执行案件的流程管理，实行阳光执行。一方面，要实行“阳光执行”，将案件执行的全程公开，即实行案件执行主体公开、执行进度公开、执行标的物处理公开、中止案件的情况公开等“四公开”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执行人员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实行执行裁判合议制，完善执行裁判权、实施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促使执行人员依法执行、文明执行。
2、发动社会力量促进执行，从而改善执法环境。要通过社会新闻媒介舆论宣传，改善执法环境，强化在人民群众中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一是要建立执行案件信息举报中心和有奖举报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二是要设立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和财产举报制度，不定期召开债务人大会，将拒不履行的单位和个人在电视、报纸上曝光、亮相等，从而促其执行。三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试行申请执行风险告知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当事人参与执行的积极性，增强申请执行人的风险意识，要进一步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应提供的材料和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状况和相关的线索等，并将因实际执行不能的情况及时告知申请执行人，即应明确规定这种“执行风险”应由申请执行人来承担。
（四）理顺执行分工，规范操作规程。
当前，执行机构工作的内部分工多是实行裁决庭、异议审查庭和实施庭分离的体制。结合本院实际，根据这种设置在实践中操作的效果来看，尚存有不足，笔者认为，应在执行机构中成立财产调查科（庭），专门负责财产调查工作。具体的流程笔者大体构想为：1、立案庭立案审查，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2、立案受理并确定执行承办人后，立案庭应将案卷在立案当日移交执行机构综合科登记，当日内案交承办人；3、承办人应在3日内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令，通知被执行人履行义务；4、如被执行人未在限期内履行义务，案卷直接转至财产调查庭，由财产调查庭依法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履行能力状况，如有财产可供执行，则将案件转实施庭实施执行，如无财产可供执行，则依法裁决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这样，可以避免以往执行案件个人包干到底的弊端，可以强化执行工作的内部监督，避免权钱交易，预防因人情关系而导致的执行工作的不力，能使执行工作更加透明化，有利于当事人对执行无果的理解，减少涉法信访。
总之，解决“执行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行之有效的当前措施，也应当研究设计长远的改革方案；既要从体制、司法、立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也要从法院和执行人员本身来合力突破。

　　摘要： 学界对于电子证据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随着2012 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将“电子数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由此，应当以立法为基础对电子证据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其在诉讼中如何运用，有必要深入探讨。电子证据具有易变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电子设备和系统环境的依赖性等特征。电子证据属于证据的一种。运用检验法、鉴定法和对比法从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电子证据。电子证据的法庭举证应采取多种方式。

　　关键词： 电子证据　证据属性　证据审查 法庭示证


　　学界对于电子证据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随着2012 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将“电子数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由此，应当以立法为基础对电子证据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其在诉讼中如何运用，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电子证据及其特点

　　新刑事诉讼法第48 条第2 款规定，证据包括“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所谓“电子数据”即电子形式的数据信息，所强调的是记录数据的方式而非内容。而根据美国1999 年7 月通过的《统一电子交易法》以及印度2000 年通过的《信息技术法》等法律的相关定义，电子形式包括系列电子、数字、电磁、光信号或具有类似性能的存在形式。电子数据信息根据其所承载信息类型，分为模拟数据信息和数字数据信息，前者所使用的是连续型信号，后者所使用的是离散型信号。虽然二者所依赖的技术有所区别，但都以近现代电子技术为依托，具有抽象性，不能为人所直接感知，不仅必须借助一定的介质或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储，而且必须以一定媒介所展示、为人所识别和认知。因此，以电子数据为基础的各种存在形式可以统称为电子证据。电子数据是各类电子证据的本质，是各种外在表现形式的内在属性和共同特征。与传统的证据相比较，电子证据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高科技性。电子证据是以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为基础。

　　2、无形性。一切交由计算机处理的信息都必须转换为二进制的机器语言才能被计算机读懂，即无论使用何种高级语言或输入法向计算机输入信息， 都必须经过数字化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谓的电子证据其实质上是看不见摸不着，具有无形性。

　　3、多样性。和普通的物证、书证的单一性相比，电子信息通过显示器展现在阅读者面前的不仅可以表现为文字、图像、声音或它们的组合，还可以是交互式的、可编译的，因此电子证据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生动、完整地反映待证事实及其形成的过程。

　　4、客观真实性。如果不考虑人为篡改、差错和故障影响等因素，电子证据一经形成便始终保持最初、最原始的状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5、易被破坏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 由于它是保存在可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外来的破坏，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坏。

　　二、电子证据的收集

　　网络犯罪给各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各国都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在实体法上增加新的罪名，在程序法上针对此类犯罪制定相应的调查措施，例如电子证据的保护、搜查扣押、实时收集等措施。有些电子证据的收集措施是传统调查方式无法取代的。

　　（一） 电子证据刑事调查的基本特征

　　分散在网络和若干计算机系统的电子证据，使得传统的侦查措施已不能有效地对电子证据收集。在用传统的搜查扣押措施收集某处计算机上的信息时，一旦其他犯罪嫌疑人得知消息，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电子证据很可能被迅速删除、转移。电子证据刑事调查应具有针对性、快速性和实效性。在网络犯罪过程中，涉案计算机数据是犯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或结果，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第一，保持证据的完整性比较困难。电子证据因为容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或因经营的需要而遭修改、删除或破坏。

　　第二，电子证据可能分布在较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中，迅速地收集全部的电子证据非常困难。传统的搜查扣押已不再适合。

　　所以，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规定来确保计算机数据的管理人或其他人在依法向有关的机关提供协助期间保守秘密。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电子证据收集的具体规定，只是对传统证据的调查作了一系列规定，如证据收集的法定主体，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协助义务，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尤其是规定了侦查中专门人员的适用制度，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在《刑事诉讼法》外，我国其他的一些法律规范对电子证据的调查做了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以上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保护计算机数据的措施，在规范管理网络服务者的同时使其为行政执法或刑事侦查提供协助。网络服务者可以作为保存电子证据的法定义务承担者。包括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ICP) 和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 ISP) 。前者主要是指从事新闻出版以及电子公告栏等服务项目的互联网信息服提供者，有义务记录保存以提供或系统发布的信息内容及其发布时间，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等内容数据或往来信息。后者有义务记录和保存上网用户的上网时间、账号、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主叫电话号码等信息，并在国家有关机关查询时予以提供。电子证据本质上属于数字化的电磁形式的证据，收集电子证据比收集传统证据更为复杂、更为困难。收集电子证据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推动了电子证据相关调查措施的发展。许多国家设立了截取实时传输电子证据的措施，搜查、扣押电子证据时允许警方使用多种高新技术设备，并设置与电子证据相适应的调查措施，这些措施应当根据电子证据及其应用环境的技术特征来设立，同时考虑到技术的水平。

　　（二） 电子证据的收集与人权保障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习惯于将所有的资料和文件存储于计算机中，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网络上来往和交流已成为人们的习惯。但是，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又是息息相关的，电子证据在收集涉案证据的同时往往会涉及一些与案件无关的文件和资料，极有可能会构成对材料所有人隐私权的侵害。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各国刑事诉讼共同面临的任务，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不可能只追求一方面。大的方向是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打击犯罪，当然个案中也会有调整。对数据保护措施是否施以必要的限制，反映了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状况。

　　电子证据刑事调查措施应当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实现平衡。《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第15 条规定了调查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权力保障要求，缔约方应当在本国法律中规定有关的措施，以便在法律的有效执行和人权保障方面实现平衡，而且相关权利和程序的建立和实施应体现相称性原则。我国以前的有关规定对人权保护考虑得不多，没有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个人数据的记录保存，反而因为应当保存有关信息的法律规定，为其收集网络用户的个人数据提供了法律上的借口。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收集电子证据置人权保障于不顾而赋予侦查机关过多权利。在实施针对电子证据的措施时，必须履行法定的人权保护义务，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和自由，并贯彻相称性原则。

　　在电子证据的收集措施涉及权利保障之处，就应当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放置在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既要设立有效收集电子证据的特殊调查措施，也要制定与之相关权利保障措施和使用条件，防止滥用电子证据调查措施给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不当侵犯。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的法规中对搜查扣押的具体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极易导致范围的任意扩大。有些针对电子证据的侦查措施可能需要在很大的范围或者在侦查刑事案件的早期适用，但这些措施必须要在刑事案件发生后适用，而且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严禁将它们作为防御犯罪的手段，更不能把它们作为监控数字网络空间中的正常社会生活的手段，不能违背司法公正性和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应当考虑到受电子证据调查影响的第三方权利及正当利益，尽可能避免对其产生不利的影响，若不可避免，应采取措施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避免给第三方造成损害，造成第三方损害的应当进行补偿。

　　（三）电子证据的搜查和扣押措施

　　从搜查扣押电子证据的立法看，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对传统搜查扣押措施的修订来逐步完善起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刑事侦查中搜查、扣押措施的基本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搜查扣押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了对电子证据收集的特别程序，计算机犯罪案件的现场勘查，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保护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对于可以用作证据使用的录音、录像带、电子数据存储介质，应当记明案由、对象、内容、录取、复制的时间、地点、规格、类别、应用长度、文件格式及长度，并妥为保管。对于电子邮件的扣押，必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或检察长批准，通知有关机关或者网络服务机构将有关的电报、电子邮件检校扣押，不需要继续扣押的应立即通知邮电机关或网络服务机构。对扣押的电子证据应当妥善保管，尽量保持相关的存储计算机数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使其出于不可访问状态或者及时从可以访问的计算机系统中移走。